《古书奇谭》——春风又

《尚书》：古人们好像背了假的《尚书》

2017年伊始，网络上出现了本年度首个流行语：我好像如何了假的什么什么。比如：我好像吃了假的饭，我好像喝了假的酒，我好像读了假的书，我好像去了假的机场，我好像过了个假年等等。笔者袭用一下这个句式，也造一个句子，作为我这篇文章的题目：古人们好像背了假的《尚书》。文须对题，到底怎么回事儿？且听我慢慢道来。

孔子学院的首席课本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它本来不叫“尚书”。《左传》等书引用《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王充在他的代表作《论衡》中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尚书》从此定名。本来，《尚书》的内容是很丰富的，里面应该包括很多******宣誓就职的演讲稿和他们发布的政令一类的文件，还有一些重臣对治国理政提的合理建议等。比如，《尚书·盘庚》里就有商朝盘庚动员臣民将都城东迁的动员讲话。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而***同志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化出于此句，不过感情色彩已经变为褒义。但后来孔子要编教材了，经过一番粗过筛子细过箩，将能够体现儒家治国方略的篇什结集，成为百篇《尚书》，成了儒家课本。这时的《尚书》就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尚书》了，它深深地打上了孔子的印记。这可以算作《尚书》遭受的第一次劫难。不过要做课本，总是要做出些牺牲的嘛。这种损失也可以忽略不计。何况孔子是大学问家，他的眼光还是可以信赖的，质量也能得到保证。其实即便这样，儒家依然被时人讥笑为“刻舟求剑”——拿古代的文献来约束现代的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孔子的信徒依然大有人在，关键是孔子学费低，对于下层劳动人民很有吸引力。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听听孔丘唠嗑也不错，权当看场露天电影了。于是杏坛电影院隆重开业。没想到，一听之下，还真是物超所值，物美价廉。毕竟孔子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又做过很多官，经历过很多事，口才、心理素质，教育技巧都好得不得了。就这样，孔子用编选的《尚书》等书籍开办了一所名校——孔子学院（或者叫杏坛学院），自春秋末年经战国，再到秦统一的几百年里，也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弟子，培养了大量的杰出人才，应该说是有历史功勋的。像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后来的孟子、荀子都是读过这个版本《尚书》的名牌毕业生。

遭遇灭顶之灾

秦统一以后，事情起了变化。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最早是一种官名，始见于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负责保管文献档案，编撰著述，掌通古今，传授学问，培养人才。秦有七十人）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恢复分封制。这可捅了马蜂窝。丞相李斯（法家）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从笃信并践行法家过程中获益颇丰，自然对李斯言听计从，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以古非今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也要以官吏为师。此即为“焚书令”。平心而论，这个博士淳于越就是不作死就不会死的典型。郡县制是符合历史要求的，他偏要抱残守缺。而一个蠢货偏又遇上俩愣头青——秦始皇和李斯。那秦始皇自以为自己比三皇五帝还要伟大（功过三皇，德迈五帝），正是目空一切的时候，《尚书》里提到的那些古圣先贤在他眼里都是浮云，怎许儒生们以他们为根据，随意议论自己的功过得失？加之秦的法律素来严酷、令行禁止，雷厉风行，于是乎，孔子学院遭受了灭顶之灾：学校关门，教师下岗，教材焚毁。一把火（后世称秦火，或秦焰），儒家书籍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史记·儒林列传》里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隋朝的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魏师入郢。这里大家要注意，秦皇所焚乃是民间私藏《诗》《书》，就是民间的要焚，中央政府和博士馆的没事儿。看来始皇帝还是网开了一面的。

但不幸的是，秦王朝这条大船很快在农民起义风暴中倾覆了。本来，推翻暴秦也没什么坏处，这是他残暴之极罪有应得。但坏就坏在实力最强的这支起义军队伍的领导人项羽是个不读书的主儿，粗人，匹夫。他来到咸阳，为了表示自己彻底的革命性，一把大火烧了咸阳，给秦的文化浩劫添了最后一把柴，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多少收藏在官府中的文化典籍也随之化为灰烬。两把大火，为《尚书》在后世的曲折命运埋下了伏笔。可想而知，这之后《尚书》要么不复存在，即使存在也是元气大伤，面目全非，模糊不清了。

你爱读书吗

秦亡汉立，过了好多年，到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才废除“挟书律“。济南（不是现在的济南，而是现在的山东莒县）的一位曾经跟先秦大儒荀子当过学生的秦博士伏生这时候还活着，还能背诵《尚书》的一些篇章。但此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于是成了国宝级大师。为了保存《尚书》，汉文帝时派太子家令晁错（就是被称为智囊的那个人）去向伏生学习，并将伏生的背诵抄录下来。但伏生因年纪太大、口齿不清，加上方言等原因，背出来的《尚书》几乎令人无法读懂，发生了许多谬误。本来就佶屈聱牙的《尚书》此时就更加令人难以卒读。这个版本的《尚书》用汉朝的规范字汉隶写定，称为“今文《尚书》”。这个时候《尚书》还叫《书》。如果你问当时的人：你爱读书吗？他的回答肯定是：否！一个老掉牙的博士复述出来的老掉牙的书，鬼才爱读！

孔壁书的出现

恰在此时，又有好消息传来。另一个关键人物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个人就是鲁恭王刘馀。

公元前154年，景帝刘启将儿子刘馀从淮南迁到曲阜，封为鲁王，史称恭王。此人喜欢大房子，喜欢养宠物，笨嘴拙舌的他，晚年竟又爱上了流行音乐。总而言之，人家是比较爱好烧钱的皇二代。按说他声色犬马醉生梦死也就得了，可是没想到，喜欢大房子这个爱好帮了他。来到曲阜，他就开始扩建王宫，他的王宫偏偏靠着孔子故宅。于是发生了一起强拆事件，当然，强拆时没遇到自焚的，但却忽然听到天上似有金石丝竹之声，有六律五音之美（强拆还有music伴奏，你听说过吗？）结果从推倒的墙里面发现了《尚书》、《礼》、《论语》、《孝经》等书，一共几十篇。刘馀应该是不喜欢读书的，况且这些书都是用先秦的蝌蚪文写成的。他也不喜欢附庸风雅，所以就把这些书还给了孔子后人。孔子后人中有个大学者孔安国，是孔子的第十一（或十二）世孙，据此进行了释读，结果发现“今文《尚书》”内容多出16篇，这个版本被称作“古文《尚书》”。因种种原因（估计是争夺市场。人家已经形成产业链，是既得利益者，居于垄断地位，哪能随便把市场拱手让人呢？）未列于学官，一些著名的学者马融、郑玄等也拒绝为其做注。按说，这个本子篇数又多，又出自孔宅，又据原本改定，可信度应该更高，但却未能传播开来，自从释读出来就一直被束之高阁。古文《尚书》未能流布，等于胎死腹中。这就很可惜了。真是假到真时真亦假啊，现实就这么无奈，历史就这么诡谲，命运就这么曲折。

更可惜的是，古文《尚书》在皇宫里呆了几百年后，到西晋永嘉之乱时，与今文《尚书》一起结伴失踪。

所以，整个汉朝，是伏生所授的那些老掉牙的不知所云的今文《尚书》居于权威地位，支撑了几个世纪。

水货出现已难避免

时间一晃到了东晋。忽然有一天，豫章（今南昌）内史（相当于太守）梅颐向朝廷献上了一部58篇的《尚书》。这58篇，是今文《尚书》的28篇里，又分出5篇，成为33篇，再加上古文《尚书》的25篇。和正文一起的，还有孔安国做的一篇《尚书》传加一篇孔安国传。失散于西晋永嘉战乱的《尚书》居然重新出现，这当然令朝廷喜大普奔，好比瞌睡遇到了枕头，饥饿遇到了馒头。当时即视为瑰宝，从此开始了孔传《尚书》版本君临天下的光辉岁月。唐初，太宗命孔子后人孔颖达为其作注，颁行天下，其正统地位被牢固确立。

这其实是病急乱投医。当时的人只想着找到失传已久的《尚书》，不复辨其虚实，根本没想到有人可能拿着个水货来投其所好。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南宋。或许当时的人也没有那么高的辨识水平吧。

居然出现“鬼作传”

就像《皇帝的西装》里那个小男孩儿开始喊“他没穿衣服，是裸奔”一样，南宋学者吴棫第一个对梅氏《尚书》提出了质疑。但当时人们很恍惚，当做幻觉。这让吴棫很无语。但后来一个理学家朱熹也跟着喊，怀疑的小火苗也越来越大，变成了熊熊大火。疑点主要集中在其中的古文尚书部分和那篇孔安国为尚书做的传上，清代阎若璩在南宋梅鷟论证的基础上，写成震古烁今的《尚书古文疏证》，从梅氏古文《尚书》中提出128条论据(今存99条)否定此书，成为铁案。以后再提孔传《尚书》，皆称伪孔传《尚书》。那么，他们到底有哪些铁证呢？这里有必要说说这位阎若璩。

阎若璩本是一个屡试不第的读书人，因了这本疏证，名满天下，看来《尚书》毕竟也没白读。

阎若璩，字百诗。是我国清初一位著名朴学（就是不玩花架子，踏踏实实做学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大师。他毕生研究经学、古地理学，治学严谨，善于思考。他常说：“读书不寻源头，虽得之殊可危。”他20岁时研读《尚书》时，对古文《尚书》产生了怀疑，于是花了三十年时间（真够狠）进行考证，终于写成了著名的《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对东晋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辩出伪迹一百二十八条，得出古文《尚书》二十五篇都是魏晋间伪作的结论，翻了一千多年经学史上的一个大案。名儒黄宗羲看后，点了N个赞说：“一生疑团，见此尽破矣！”并亲自为此书写序。近代学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评述说：“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是近三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他在考证方面的成就，使他成为一代宗师。在他完成疏证前，就已经海内知名，顾炎武写了书还请他指点出几处错误。反正一个字：厉害！

他做学问“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据”，“无一字假”。这种学风，对乾嘉学派的形成影响很大。纪昀对他在考据学上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以外，罕能与之抗衡者。”江藩《汉学师承记》将阎若璩推为清代汉学家第一。

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是清代考据学的一面旗帜。它与顾炎武等人横扫了当时流行的空疏无本的心学，开创了清代朴实学风，即朴学的道路，后来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

20世纪初叶，胡适、顾颉刚的疑古学派兴起，《尚书》被拉下神坛的同时，梅颐也被从坟墓里扯出来鞭尸。他成了一个伪造《尚书》的大骗子。这个伪孔传《尚书》，被疑古派认为不仅不能作为研究中国古史的可信史料，而且是应当痛加贬责的“伪书”，所附的孔安国传述，也被称为所谓“伪孔传”。而梅颐其人，因为他在历史中提供了这部绝版的《尚书》，成了一个被鞭尸并饱受苛责的文化罪人。那么，伪《尚书》到底伪在何处呢？

通常认为，伪《尚书》的硬伤有三：

一是关于文体问题，认为书中词句深浅难易似不统一。朱熹说：“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的，至于易记的全记不得？”(《朱子语类》卷七十八)我们用脚趾头想一下，也确实如此。

二是篇章问题。梅颐本篇章与记录中的孔安国传本篇章不符。

三是孔安国其人的真伪问题。梅氏本所附“孔传”，竟然提到了汉武帝巫蛊以后事，而清儒指出，当时孔安国应当已经死了。死人还能出来写书做传，岂不是见了鬼了？于是，“鬼作传”的新名词诞生了。

梅颐功过各几分

然而，后来又兴起鸣冤派，他们认为，20世纪以来商周彝鼎金文大量出土，其文体用语与梅传《尚书》非常相似。如大小盂鼎、毛公鼎的金文铭文，就与梅传本中如《周书》诸诰的语法、用语极相类似。所以朱熹的怀疑无根据，属于瞎猜。

至于论据二更可以有多种解释。古籍流传，传抄错讹在所难免（当然，笔者相当认同）。《尚书》“武成”一篇，清儒多曾指其为确定的“伪书”。然而1976年陕西出土了一件西周青铜器“利簋”（西周王室盛菜的盘子），其铭词记录武王伐商的“甲子”日期，与《尚书·武成》所记时日准确相符。可见被清儒确认为“伪书”的，内容实不伪。这一条很有力，这个“利簋”是个什么鬼？它也是实物证据！这样一来真是难分伯仲，难定是非。

自清代以来，一些不相信疑古论点者，也一直在努力为《尚书》辩诬，有人对保存于各种典籍中的《尚书》片段，与梅氏传本作了严密对勘比较，发现其中大部分内容可信。例如王国维就认为：梅颐的《尚书》不可能完全出于伪造，至少也是一个晋代汇集各种残篇的辑佚本。(王说：永嘉乱前，《尚书》仍有多种传本流行于世。到梅赜时，这些传本在民间至少仍有若干残篇在流传。梅氏本的编纂者不会不参考它们。西晋初年汲郡出土《汲冢周书》和《汲冢周志》，是记载周代历史的真实资料。梅氏本的编写者也不会不重视、利用这些史料。)

两个孔安国

最为有趣的是鬼做传的问题，即被清代疑古者断为铁证的关于汉孔安国与梅本孔传年代不合的问题，经已故陈梦家考证发现：汉晋时代历史中竟然有两个都为《尚书》作过传的“孔安国”：一位是西汉名学儒孔安国，一位是东晋学者孔安国。然而宋、清诸儒不知道存在两个治《尚书》的不同孔安国，因此列举证据指责梅氏《尚书》中的“孔传”并非汉孔安国所传，而诋之为“伪孔传”。殊不知孔传就是孔传，只是另有一个晋人孔安国，他当然可以熟悉汉末的故事。所以此孔传仍然非“伪孔传”也。此论一出，考据派又懵圈了……，谁能想到，历史上居然有两个孔安国？他们的三条驳论里可是有两条跟孔安国有关啊！

如此看来，在疑古思潮全面逆袭的时候，阎若璩得到的一片叫好的《尚书疏证》也并不可靠，甚至漏洞百出。而后来的鸣冤派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已经雄辩地证明了伪孔传《尚书》是个假命题，至少部分是。

全面客观地评价，梅颐在古本《尚书》失传之际，为后人汇辑、保存了这部古籍，使已经失传的《尚书》得以再现和保存至今，这正是他对于中华文化的重大历史功绩，而绝不是一种罪过。毕竟，如果另有别人也献上几部《尚书》，比照之下，谬误也就得到纠正了，问题是，偌大天下，当时甚至以后，也就只有梅颐一人献上了《尚书》。

但是，请注意，这里又出现了但是！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被学界称为清华简，清华简中发现了《尚书》的部分篇章。其中《尹诰》和《说命》（《傅说之命》）两篇与梅氏《尚书》中的题目相同的两篇全然不同！所以梅氏《尚书》存在问题是必然的，只不过板子不应该打在他身上就是了。最应该打板子的不应该是秦始皇、项羽、永嘉之乱的罪魁祸首们吗？我们不应该苛求经历了秦火等战乱和诸多磨难的那样一个版本多么完美，即便古人确实是背了不少的假的《尚书》。

结语

清代段玉裁在《古文尚书撰异》里说：“经惟《尚书》最尊，《尚书》之离厄最甚。”确为至论。这场离厄到现在仍无定论。

不过，笔者还设想了一种情景：如果你能穿越回古代，见到读书人，告诉他正在背诵的《尚书》的某几篇是假的。他或许不仅不会尴尬，甚至还可能会对梅颐称赞有加。“这个版本好啊，”他说，“这个多好记！真的肯定很难记。谢谢梅颐了！向他致敬！”这样一来，你只能两手一摊：“好尴尬呀！”

古书长啥样：锅碗瓢盆，龟甲兽骨，古碑石碣……

说到书，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竖立在书架上的那一册册装帧精美的书籍，现在又有了电子阅读器。但最早的书与此迥异。

不是著书是刻书

最早的书应该是刻的。刻在很坚硬的东西上，比如石头上、乌龟壳、骨头上。一般也只是刻一篇文章。刻写就很廉价了，但很费劲。字的笔画容易走样，一不小心还有可能受伤。那时候人们如果要看“书”，经常是这样的方式：专程跑到某个地方看一部“书”，很多块石碑，或很大面积的石壁，绝对体力活儿。东汉蔡邕为了纠正经书里的错误就曾在汉灵帝的准许下找人刻了一大片石碑，立在当时的太学门外。内容是蔡邕亲自书写的。这就是史上有名的熹平石经，一丈多高，四尺多宽的大石碑，正反面都刻满字，用了整整46块石碑，才把需要刻的儒家经书刻完！

这些“古书”的缺点是制作既费人力，又昂贵，一般人制作不出来，而且不易传播。做一部书是需要洪荒之力的，或者说几部书用掉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未可知。但的确是便于传之于后世的。所以当我们想象这个时期的书，出现在我们脑海里的，应该是青铜制作的一大片锅碗瓢盆，还有一面面一眼望不到头的石壁。实际上，那时是没有书的。有的只是散碎的篇章。那是真正的“碎片化阅读”时代。

不是著书是铸书

古人一开始并不敢奢望著书。他们只能想到著文章。而且它们的文章也不是著的，而是铸的。那时的人遇到大事，或许会说：我们铸一篇文章吧，以记斯事。文章的内容也是简短之极。因为它们就铸在青铜器上。但也逐渐增多。比如做一个铜盆，这就比较有发挥的空间了，因为盆子底部面积较大，可以铸很多内容，这就可以称之为长篇大论了。铸之前，先要做好陶范，陶范上就有文章的内容。要想字铸出来是正的，那么陶范上的字必须是反的。你一定觉得这就太难了。不用担心，古人有古人的办法，因为他们的文字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规范，正反都一样。左右结构的字，不分谁是偏旁，左右不分，可以颠倒。上下结构的字，上下不分，也可以颠倒。甚至内外结构的字，里外也不分。这跟当时对字的使用也是相适应的。这样的文章叫做钟鼎文，都是铸在青铜器上的，也叫铭文。它们和青铜器一块传世。青铜器是文章的载体。那时候遇到大事，周王会说：咱们铸个鼎吧，以记斯事。或者遇到小一点的事，会说，咱们铸个盆儿吧，以记斯事。想一想，遇到国家大事，我们现在不就得出本书吗？有时候出一本都不够，会连篇累牍。而那时，也就是铸个鼎或盆儿，其语言言简意赅，赅得不能再赅。如西周散氏盘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记述地是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这样一部篇文章，你是不可能捧读的，更不可能手不释卷。被蒋介石带到台湾去的毛公鼎，是西周晚期的重器，铸有铭文，近500字，是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相当于现在的长篇巨制了。所以，严格来说，一件器皿上也就铸一篇文章，而要铸成一部书，那得是成套的器皿，连锅累盆，锅碗瓢盆。1976年，陕西宝鸡的一个村子，一位村民一锄头挖出122件青铜器，很多青铜铭文记载的就是商周帝王的历史事迹。那时候，能举起一本书的某一页来都是很可以自豪一下的。但是被书页砸死的事儿也有。史载，秦武王嬴荡重武好战，身高体壮，喜好跟人比角力，大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等人都因此做了大官。秦武王四年（前307年），武王与孟说比赛举“龙文赤鼎”，结果大鼎脱手，砸断胫骨，到了晚上，气绝而亡，年仅23岁。被称为史上死得最冤的君主。古人用力能扛鼎来形容一个人力气大，其实他们也就举起了一本书，或一篇文章。然而这页书或这篇文章改变了中国历史，正因为嬴荡的死，才有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的继位，才有了后来的秦始皇。

有了专属的载体

青铜器和石头、甲骨不便于成书，难免被人们吐槽。人们就不断改进。后来就发现了廉价的竹子和木头。把竹子劈成竹片，树木劈成木片可比铸刻这样的力气活儿简单多了。窄的叫简，宽的叫牍。但通常说“竹简木牍”。这是因为竹片不容易得到太宽的，所以大多做成窄简。而木片很容易做成较宽的牍。但是这样的材料也不便于铸刻。一开始是刻的，后来人们改铸刻为漆墨书写，并不断改进墨水和书写的工具。终于有了毛笔和松烟制作的墨。

一片竹子或木头记载的内容毕竟太少，况且这材料这么好找，随处可见，可以连篇累牍地书写。但写有内容的竹简木牍顺序不能乱，乱了就不好办。不能每次读书都要先做一场拼图游戏吧？而且散乱的竹木片容易丢失。比如爷爷正在读书，孙子把其中一片拿着跑出去玩了，爷爷就不得不放下手里的竹子去追孙子。所以古人在有了很多教训后，就想办法把同一部书的竹简木牍用绳子连起来，连完了就卷起来，讲究点的还做个布囊或绸囊（一般是缃囊）把书装在里面。绳子一开始或许就是一般的麻绳，但人们很快就发现，麻绳太容易断，于是又改进，牛皮绳最后胜出，因为它的韧性在当时无绳可比。

这样的书写叫做“著”。著之于竹帛的才可以叫做书。于是大部头的书开始出现。古人说读书刻苦破万卷，应该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数量超过万卷，另一层则是由于书籍被反复翻阅，牛皮绳也会断，这也叫读破。总之，伴随着这个过程，文字也在发生着演变。由线条僵硬的甲骨文和钟鼎文变为线条非常柔和的篆书。书写材料非常容易找到和制作，写一部书也不那么费力了，而且这些书是可以比较随意地搬动的。这在当时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但那时要拉几十本书也是需要用牛车的，而且书所占的空间也很大，我们现在随便一本书如果写在竹简上，估计都能装满一间屋子。幸亏古人用的是文言文。所以古人形容某人书多是用汗牛充栋这个成语。因为竹木简书是用牛皮绳连着卷在一起的，所以一部书的单位是一卷或者一册，或者数卷数册，乃至几十卷几十册。至于以“本”作为书的单位，则体现了木牍的特征。一本书的本义估计就是一棵树劈成的木片做成了一本书，其内容可想而知是多么丰富。考古发现中多次出现春秋战国秦时的竹简木牍。这些竹简木牍都很著名，有西汉伏生书、曲阜发现的孔壁书，这些竹简上写着《诗经》、《尚书》、《春秋左氏传》等儒家经书，还有西晋时出土的汲冢竹简（出土了历史研究价值极高的魏国编年通史《竹书纪年》），都是被大学者王国维称道的重大考古发现。建国后的考古发掘成果极其丰硕，1972年发现了银雀山竹简（出土了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1993年郭店楚简出土了多种道家著作和儒家著作，1994年上海博物馆购回的一批竹简称为上博简，为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中的随葬品。内容总80余种，包括原存书题20余篇，全部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至公元前212年“焚书坑儒”前原始的、第一手的战国古籍，涉及历史、哲学、宗教、文学、音乐、文字、军事等。其中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多为传世本所无。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清华简（颠覆了流传两千年的《尚书》）等。2009年从海外回归入藏北京大学，其中包括3300多枚竹简，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门类，西汉竹书对于中国上古历史、思想、文化、科技、书法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2011年发掘的海昏侯汉墓，人们只注意到其中数量可观的马蹄金，殊不知，海昏侯汉墓中的竹简价值更高，远远在马蹄金之上，被认为是整座海昏侯墓出土的最重要文物之一。通过红外扫描等技术已经可知，海昏侯墓出土的近五千枚竹简至少涉及《论语》、《易经》、《礼记》、方术，乃至与养生及房中术有关的医书等内容。这些竹简被称为“时间胶囊”，里面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难怪被考古学家们宝爱。当然，埋藏越久，竹简的质量就会越差。2007年发现的岳麓书简被发现时破损程度让人震惊：它们有的就像面条，一碰就可能化掉，上面长满了霉点，还有粉状物质，上面的字迹也模糊不清了。当代广西忻城县北更乡退休老师石秀毓迷上了《本草纲目》，将书抄写在竹简上，17年用去了一卡车竹子，竹简重128公斤。由这两件事可以看到，竹木简的书籍的缺陷还是显而易见的。说来也巧，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吃的是竹子，写有字迹的竹简又是国宝。面对竹子，我们只能说一声：“何可一日无此君？”

帛书出现很自然

既然书写工具变成笔墨了，竹木片上可以写，那麻布片上、丝绸上也可以写。于是帛书也随之出现。但丝绸也比较贵，只有达官贵人用得起。而优点是携带方便。这种书中，帛书是比较常见的。帛者，白巾也，即白色的丝绸。墨黑帛白，相得益彰。考古发现中也有很多著名的帛书。最著名的当属长沙马王堆帛书。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共有28种，计十二万余字，均破损严重。依《汉书·艺文志》分类，六艺类的有《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诸子类的有《老子》甲本(后附佚书4种)、《九主图》、《皇帝书》和《老子》乙本(前附佚书4种);兵书类有《刑德》甲、乙、丙3种;数术类有《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彗星图》、《出行占》、《木人占》、《符箓》、《神图》、《筑城图》、《园寝图》和《相马经》，其中《五星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书;方术类有《五十二病方》(附佚书4篇)、《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附佚书2篇)，其中《五十二病方》是中国已发现的最古老医书。另外，还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3幅地图。这批帛书，基本已被整理出来，并装订成各种版本印行。《老子》、《战国纵横家书》、《法经》均已有平装本问世，极便于使用。帛书把马王堆汉墓变成了一座图书馆。

“帛书”走入百姓家

帛书虽然携带方便，书写也方便，但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死贵。不仅平常百姓用不起，就连那些喜欢书法经常写字的王公贵族都用不起。书真正走向简便化和平民化是在蔡伦经过反复的试验，改进造纸术之后。纸张大行其道，成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极大地改变了书籍的面目。虽然还是抄写，但已经变成了线装书，飞入寻常百姓家。加上后来官府实行科举制，读书人凭借几本儒家经典书籍的学习就可以改变命运，书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成为文明的加速器。但是，线装书这时还是手抄书，一本书一人抄一遍就是一个版本，有的抄错，有的抄漏，有的自己可以发挥（其实是篡改），所以要辨清书籍的本来面目就必须追根溯源。《红楼梦》在正式付梓前，就有这样的经历。书被抄来抄去，与本来面目已经大相径庭。追寻最早版本成为红学史上的一大难题。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发明后，书籍一变而为印刷书籍，更加方便了文化的迅速积累和传播，以讹传讹的现象受到强有力的遏制。

回顾书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书的制作材料越来越廉价，书越来越轻便，制作速度越来越快，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古人需要汗牛充栋的书，还远不及我们手里的阅读器容量大。这也是历史进步的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