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汉江》：三明寺遗址考古杂记

三明寺遗址考古杂记

到三明寺考古已有三、四天时间了，对遗址中所出土的文物及其遗迹已有一些了解。三明寺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面积虽不大，但其时代早，文化内涵丰富超出预期，大量的出土物明白地告诉我们，这里曾是一个史前时期的原始部落。悠悠日月，沧海桑田，面对这些出土遗物，让我们思绪追寻着岁月脚步，走进这些残片的世界，走入那个古老的原始部落，走进先民的生活之中。

１、第一次到三明寺遗址是初春，当时大地初醒，树叶新绿，一派春回人间之气象。因路况不熟悉，特将郧县博物馆的黄旭初请来带路，车到村前的平地停下，接着是一段乡间小路，路边早醒的绿叶一片片的，嫩得要出油似的。新出土的野笋尖尖的，像一支支小羊角；灰蒙蒙的壳儿，毛绒绒的。喜欢闹春的樱桃，在叶子还没出来时，花早早的开了，还有的等不及季节的到来，就结出了青绿豆似的小果子，它们在花儿和未完全张开的树叶间躲藏着，笑看春风春雨和春的季节。那天喜鹊特别高兴，当然，也可能是天天如此高兴，因为城里是看不到喜鹊的。我们还没到，就听到它的欢迎之声；等我们下车，它已站在树上，拍一下翅膀就跳动一下，从这根枝跳到那根枝，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不时传来“喳喳喳”的欢叫声。这些精灵似乎在告诉我们：欢迎你们来到三明寺，欢迎你们来解答这里的秘密。

三明寺遗址处于丹江口水库消落区内，但它不在丹江口市境，而是位于郧县的青山镇万家坪村。遗址处于一个小土包上，四周一片平地，遗址处在一个小地的中心，不难看出原始先民之所以在此安家是通过精心挑选的。在6000年前这里的环境应该非常好，东和东南有小河穿过，现在称为泗河，往日的泗河一定是清澈透明的，因为这条河是被现代的工业废水所污染。当年河水像玉带似的环绕着这个部落，忠实地保护部落内的居民免受野兽及洪水的侵害。可惜这条河已今非昔比了，今天的环境被现代文明糟蹋得惨不忍睹了。

遗址越过平地为低矮山丘，那山上的野生资料应该是当时人类重要的食物来源之地，野生动物为部落的部众提供源源不断的肉类食物。在古代，这里怎么称呼，我们不得而知，今天的名称得名于一座寺庙。据说早年有座庙，名为三明寺，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个遗址之后就以此为名。相传在丹江口水库蓄水前这座寺庙香火还很旺，蓄水之后这里的居民搬迁走，三明寺也因此而被淹没，待到去年考古工作者发现，到我们正式进行考古发掘，人们对它的认知尚不足一年的时间。

三明寺是最近新发现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工作开始前，文物部门对水库淹没区进行专项调查，由于它离汉江相对较远并没有发现，所以它并不在南水北调文物保护规划之列。但由于遗址处于淹没区内，若水库蓄水它将再也不会退出，该遗址再想要进行考古发掘似乎已不可能。换言之，这个古文化遗址将永远失去其历史和科研价值。所以三明寺遗址发现后就引起文物行政部门的重视，尽可能地对其进行保护，将损失减至最小程度。今年初，省文物局委托我馆和阳新县博物馆对三明寺遗址进行抢救发掘。

发掘工作已进行了两个多月，现已发现大量的古代房屋基址和与人们生活有关的设施，以及大量的生产和生活工具。很显然，这是一处原始社会的部落遗址，考古人员将这个原始部落的基本面貌已揭示出来，一个古老而崭新的“部落”出现在人们眼前。

２、三明寺遗址早年被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的历史遗物都随历史的风雨而去。不过，考古人员还是在遗址中发掘出土大量当时人们生产和生活遗留下来的物品，它们虽然不像博物馆里展览的那样漂亮，那样完整，但这些文物都是生活在古老部落的人们留下来的真实历史。它们客观的告诉我们，在六、七千年前，这个原始部落的子民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这种生活称之为乌托邦式的原始共产制生活。

安家乐业是中国人追求的一种境界，是中国这个农业国家的理想生活模式。从出土文物清晰表明，三明寺先民过着安居乐业的原始共产制生活。这个时期的人类，已经完全摆脱了依赖于自然的生存状态，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解决自己的生活。人类的生存最为重要的食物而食物的来源主要来自于农业生产。当时生活在长江流域人类，已经开始或是熟练掌握了种植水稻等作物，黄河流域的先民则多种植旱地作物，如黍类。三明寺部落遗址先民已会种植水稻，如用来耕种土地的石斧、石锄；用于收割的石刀、石镰，这些都是原始的农耕工具，是其主人所从事的工作有力说明，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原始农业是这个部落的主要经济生活。农业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它的出现是革命性的，它不仅解决了人类的生存问题。同时，它使人类从流动的游牧生活，迈入定居生活提供物资保障。除农业生产工具外，日常用具更加丰富。他们在制作石器上具有很高的成就，石器的器型不仅规整、锋利，而且还出现了钻孔技术，这种技术在当时可谓是尖端技术。陶器是新石器时代最为重在的标志之一，而三明寺遗址最为发达的也是制陶业，这次发掘收获的几乎都是一些陶片，但足以说明当时制陶业的发达。陶器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如煮饭的有鼎和釜，盛饭的有碗和钵，打水的尖底瓶，蓄水的有缸和罐，洗漱用的盆等等。陶器成为人们生活的阳光和雨水，这是从它出现之日开始，就一直与人类朝夕相处，一刻也不能离开。

三明寺遗址的陶器一般都是红色，有些陶胎中夹杂砂粒，以增加坚固度；也有一些是用纯净细腻陶土制成，这类陶器外表圆润、光滑、美观。它适应绘制图案，所以很多陶器上画有彩色的花纹，考古学称其彩陶。除上述陶器之外，还有制作陶器的工具，如陶拍和陶。所谓陶拍，是在制作陶器时对陶坯进行拍打，以增加陶胎密度的工具；陶就是现在的锉子，用泥烧成，表面做成蜂窝状。陶主要是起着将陶器表面打磨光滑的作用，当然它也用于制革。因为动物的皮上一般都附有一些肉类，陶可以将其打磨下来，使皮革在做成衣服后既适应又有利于保存。

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都是为生活所用，实用性非常强，尤其是原始社会更是如此。三明寺发掘出土的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破陶片或是残破的石器，无不反映出当时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现状。它们虽然破，但都是文物。所谓文物就是古代人类创造的文化，只不过这种文化是物质的，它不像诗与画这种文化作品。但它却和诗与画一样，是人类用智慧创作出来的财富——文化财富，一样记录着创作者的思想和情感。至于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其中的情感，或是怎么样读懂这种感情，这是我们现代人要认真修炼的。

３、人类定居下来之后，一定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设施，如居住用的房子，存放物质的窖穴，堆放垃圾的灰坑等遗迹。这些设施不像生产、生活工具，考古发掘结束后，将收藏于博物馆。而遗迹不行，它既过于庞大，又不便保存，考古人员在发现这些遗迹之后，将所需要的信息收集起来，不再保留；当然有些重要的，方便入馆收藏的遗迹也要进行收藏。通常情况下，科研价值极高、且极为重要的遗迹进行原地埋藏，待后人继续进行和研究。遗迹的科研价值并不比遗物低，相反还更高一些，因为它客观、真实的反映当时人类的社会形态及生存现状。

灰坑和窖穴是古代文化遗址中最为常见的遗迹，而这种遗迹对非从事考古工作的人很不能理解，因为灰坑是当时人们存放垃圾的地方，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奇，垃圾堆有什么好东西，还如此重视？其实不然，现在博物馆陈列的很多文物就出土于这些垃圾堆中。由于灰坑是存放垃圾的地方，人们将不能使用的，或是破了的物品都会当作垃圾而丢弃。当今天的考古人员将其发掘出来，进行修复和整理，复原其原貌、原样，它就是一件珍贵的文物。人们常说变废为宝，这几个字在考古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所以灰坑在考古中的意义就显得特别突出，其价值与其功能显得非常不谐调。

窖穴与灰坑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人们用来储藏物质的地方，现在很多农村依然还在使用这种普通储藏设施。窖穴出现于何时现在还没有准确的实物数据，但可以肯定，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出现，说明到此时人类的物资已相对丰富起来。这样说的原因在于，只有物资相对丰富，出现了剩余产品才有可供储藏的物品，换言之，窖穴的出现说明人类生产的物资丰富起来，剩余产品出现了。

三明寺部落其生产水平已经非常高，人们生产出来的物质已经完全能够满足自身的生存，且还有一定量的结余，只有出现了剩余的食物或是其它产品才需要窖穴进行储藏。正常情况下，人们会将剩余的食物保存起来，以便后面的日子使用。为便于存放，人们就在地下挖出一个圆形坑，将物资盛放在里面，考古学称其为窖穴。这些窖穴一般呈袋状，即口小底大。三明寺遗址的窖穴很有特点，即在其底部还铺有一层光滑、平坦的河卵石，非常美观、实用。这种情况在其它遗址中不曾见到，很显然，这层河卵石是为了保证存放其中的物品不受土壤湿度影响。记得在小时，我们村子就用这种窖穴来储藏红苕，只是下面没有卵石，但要大得多。

遗址中还发现有烧制陶器的窑，和人们取暖或是煮饭用的灶。看到这些遗物和遗迹，使我们的眼前出现这样的画面，在太阳刚探出头时，三明寺部落的人们就开始一天的新生活。他们光着上身，腰系短裙，男人们扛着狩猎的工具上山去打猎，女人们拿着生产工具下地干活了，孩子们光着屁股嬉闹着。那些制陶器、制石器的人各就各位，也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工作，整个部落一片繁忙，有序紧张的工作着。

４、房址是考古学中非常重要遗迹之一，它对研究古代建筑、社会结构、及宗教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截止目前为止，三明寺部落遗址发现最多的还是房屋等建筑遗迹，现已有十余处之多。我们之所以称为房址，是因为房屋的上部建筑已不存在，现仅存基址部分，所以称为房址。

房址可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一个是明清时期的房址，再就是原始社会的房址。作为明清时期的房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类房址是普通的民房。从房基来看，一般都为三开间，与现在农村的房子没有太大的差别，有的配有厨房和厕所。另一类是宗教建筑，这应该就是三明寺的基址了，这类建筑有大量的有关宗教建筑的构件，如雕有各种花纹的砖、瓦、屋脊上的鸱吻及各种各样的装饰性构件，从房屋基址和建筑材料分析，这些皆为祭坛类设施。这类宗教建筑显然与三明寺有关。这些明清时期的房址，反映出当时三明寺周围居住人口众多，他们以三明寺为宗教活动中心。三明寺一名我很感兴趣，既查资料，也进行过实地调查，没有明确的答案，只好按自己的理解，所谓三明，即为日、月、佛。之所以如此理解，日和月皆为光明使者。虽然月也指夜，但夜里的浩月岂不明哉；而佛即给人精神和灵魂带来光明，三者合称为三明，这个“寺”应该是最好的注解，即纳日月佛光明之所。

明清时期的房址距今只有数百年历史，与此同时期的建筑现存并不难见到，所以考古学对其关注程度远不及原始社会时期的房屋建筑。三明寺遗址给人更多信息正是原始社会的房屋基址，而且涵盖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社会，数千年的历史。一般情况下，处于母系氏族时期的房址多为圆形，而父系氏族时期的房址多为方形。三明寺遗址的方形房址相对较大，而圆形要少得多。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方形房址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屈家岭文化或是石家河文化时期的房址，而圆形房址则是仰韶文化时期的。从社会结构来看，方形房址是父系氏族社会建筑，而圆形房址则是母系氏族产物。从使用功能来看，方形房址应该是多人生活的区域，而圆形房址是单人生活的空间。之所以这样理解，其原因是根据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而来的，人类在母系氏族阶段，社会以女性为主导，女性在成人之后将与母亲分开，而独立组成一个新的母系“家庭”。由于女性的配偶只是晚上才来过夜，待到天亮其配偶会回到自己的氏族，这样女性的房屋不需要太大的空间，只要她一人生活即可，最多也只是接待她的配偶而矣。但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夫妻基本出现，家庭的格局也基本形成，这样就出现夫妻和孩子同处在一起，所以这时候的房屋一般都较大，且出现多间。

家庭是一个血缘和姻缘集团，尽管原始的部落时期这种集团形式并不象今天明确，但它是客观存在的，原始社会的血缘家庭形态我们现在很难看到，只有通过零星的考古材料让史学家们进行复原，而客观的房址为研究者提供相对直观的资料。尽管这些房基只剩下一个基槽，但它能复原出一个个家庭的存在，及家庭成员的基本组成。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组织单位，原始社会时期，家庭在社会中的地位可能更为直观和突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单位，家庭也有它的童年，它像人一样从童年渐渐成长，直至成熟。原始社会的家庭就是人类社会家庭的童年，母系氏族的家庭中，女无定夫，男不定居，子不知父。从家庭而言，看似有又似乎无；看似无但又觉得有的阶段。进入父系氏族，家庭概念基本出现，夫与妻，加子女，三者皆全，完备的家庭形态出现。当然看是完整家庭，但还有很多家庭及家庭形态、社会及社会形态问题没有朝代，所以此时的家庭还只能说是家庭的童年阶段。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另文介绍。

三明寺部落遗址中还有一些遗迹现象值得给大家解释，即遗址中出土大量的瓮棺，虽然这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较为普遍的现象，不过有个实习的学生，还是问了个常见但并不普通的问题，瓮棺为什么都埋在遗址的周围。瓮棺是由陶罐做为埋棺材，有人将这种陶罐也称为陶瓮，于是大家都将其称为瓮棺。瓮棺一般埋葬的是儿童。按常理，新石器时期人死后是要进入公共墓地的，但瓮棺一般都是埋在居住区，即房屋的附近。因为孩子还小，灵魂和肉体都需要母亲的关照，如果将孩子送入公共墓地，怕孩子受到伤害。她将孩子放在身边，虽然保护不了他的肉体，也可以保护孩子的灵魂，这就是原始社会瓮棺都埋在房屋四周的一个重要原因。

母爱是无边的，不管是处于野蛮时代的原始人类，还是今天的母亲，她们对孩子的爱是相同的，这种爱是人类最伟大、最无私的爱，古往今来，亘古不变。

５、遗址中还发现了一间颇耐人寻味的房址，这座房址的基础已被破坏，只看到呈圆形分布的柱洞。什么是柱洞？人类早期的房子，墙都是用土垒筑起来的，泥中夹草，习称为草绊泥墙；古人非常聪明，泥中渗入草是可以增加墙的坚固度，于是就是泥墙中加上适当的柱子，这些柱子如同现在的钢筋。柱子的多少不尽相同，柱子一般会在墙体里面，埋入地下。由于时间过长，木质的柱子腐烂掉了，留下来的只是一个个的圆形小洞。这座房子的柱子洞呈两个较大的圆形分布，形成大圆套小圆的形式。根据这两排柱洞可以复原成两个圆形房子。通常情况下，这种形式的出现会存在一早一晚关系，即一个圆形房址相对较早，另一个则要晚一些。实事上，二者并不存在早和晚的关系，而是同时建成，它们是一个整体。这就难以理解，因为两个圆形都不大，与同时期的房子相似，两排柱洞相隔也只有一米的空间，这说明两堵墙相隔只有一米左右。若其是一座房子，为何要在其中间加一堵墙，又如何生活？这显然说不通。人们花很大的精力建成一座房子就是为了生活，但这座房子显然达不到这种目的。那么，生活在三明寺的先民为何在建这座房子？这是一座什么样的房子？这引起大家热烈讨论，工地负责人多次举行现场讨论，最终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一天下午，我和工地负责人刘志军再次讨论这座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房子。他说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他认为这是一个整体，即一间特殊的房子，它的房基虽然有二排柱洞，但并不能说明它就是二间房子。他认为：里面一排柱洞是房基。也就是说，这排柱洞是墙的基础；而外面一排柱洞并不是房子的一部分，而是房子的附属建筑。换句话说，这排柱洞仅是立柱，它并没有墙。按他的意思来理解：这座圆形房子，分成内、外二层。里面一层为房屋的主体，用泥墙筑起；外面一层是回廊，用立柱支撑起来。这似乎很有道理，如果这种解释不误的话，那么这个圆形建筑有点象我们今天的塔亭，只是在亭中有房子而矣，它就像中国古代的建筑，中心是房子，而四周则是用柱子支撑起来的回廊。这种推测颇具新意，也解决了两圆形并存的问题，如果成立的话，它可能是中国最早的塔式建筑。

这种解释让我联想到三明寺。三明寺是明清时期的宗教寺庙，它处于这一个小平原的中心，且高出周围平川，有一种瞰视天下之意，同时具有纳天地之精，享日月之灵，这种环境正是佛家或是宗教首选之地。然而，这是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建筑，那个时期有这种建筑吗？同时，那时的宗教场所是否如此？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独特，且新奇的想法，这需要更多的资料来加以证实。在我国原始的宗教遗迹并不少见，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宗教、祭祀遗址在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有发现，但其建筑形式都是祭坛，而且非常浩大。不过这些祭坛皆是露天式的高台，并没有发现房屋类建筑（并不是说没有，而是没有发现例似于这样的建筑）。三明寺这座建筑从形式上与它们没有可比性，所以他也不敢下结论，我想这是一种非常有见解的想法，值得认真考虑。

在原始社会时期，各个氏族都有着自己的宗教场所，只是我们发现得很有限，我们试将这处建筑作为一种原始社会的宗教建筑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它地处遗址的南部，面临泗河，西部为宽敞的场地，作为当时人类的活动场所是相当合理的。当然从现在材料还不是很丰富，这需要后面的发掘来进一步的验证。但它给我人一个启示，中国的亭类建筑起于何时，三明寺这处房址值得我们关注。

６、这几天我一直在关注一个问题，三明寺部落遗址很少出土纺轮和网坠。这两种器物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非常常见的，为什么这个遗址不见。了解考古的人都知道，纺轮和网坠与捕鱼是密切相关的。所谓网坠，它或是用石头或是泥炼制而成，吊坠鱼网下，起着加重鱼网的作用；纺轮是纺线用的工具。古人纺线一是为了织布，制作衣物；再是将纺成的线来编织鱼网，捕鱼。

捕鱼是新石器时代人类获取食物来源之一，鱼虽然在水里不太好捕捞上来，捕鱼比狩猎相对安全，同时也更具有可靠性，所以只要离水源较近的部落遗址中捕鱼工具是非常常见的。三明寺遗址不见这两种工具，是否说明这个原始部落的人类不吃鱼，或是不会捕鱼？这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根据其它地区的考古成果证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都有着捕鱼的习惯，是否也有不捕鱼这种特例呢，现在没有明确的材料加以说明。所以我们推测，三明寺遗址处于泗水的边上，生活于该部落的人类，应该利用捕鱼这种方式来解决食物问题。那么他们用什么来捕鱼呢？为解决这个问题，工作人员进行深入了解，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古老习俗，即捕鱼不用鱼网，而是用舀子舀鱼。舀鱼怎么进行呢？就是人拿舀子，站在河边，逆水上舀。这是一种非常规的捕鱼方式，但它的确非常有效，据说用这种方式曾舀到过大鱼，重达二十多斤重的。所谓的舀子，是一种极为简单，即用根一端带叉的木杆，在叉的中间按捆上一个不小的、类似于网的兜子，即此工具就算成形。当然，这是现代人的一种捕鱼习俗，处于原始社会时期的人类是否就是这样捕鱼，不得而知，这种捕鱼方式可以做个参考。不过，在我离开工地的前一天上午，工地已发现了一个陶纺轮，尽管它是破的，但说明纺轮还是存在的。

我到三明寺考古工地只有一周时间，前面虽然也到过几次，但都只是勿勿的过客，对遗址了解的不是太多，很多现象也没有认真去分析，认识还很有限，不能给予相应的解释，甚是遗憾。明天就得回去，不知道在工地结束之前是否还有时间再来。

2012.6.12

遥望长安

——雨中探访李泰家族墓地

去年七月的一天，下着大雨，全锦云老师要去李泰家族墓地的原址。我一再解释雨太大，不仅行走不便，也很不安全。她先生王光镐老师也不同意，但她坚持得让人没法再劝，我们只好尊重这位考古老人的小小要求。全老师是一位老考古工作者，李泰家族墓地是她当年主持发掘的，她对此有一份特殊的情感。这是一种特殊的眷恋，我也有过这种感受，记得有一年到天门，一定也要到曾经发掘过的谭家岭和邓家湾去看看。我没有理由再劝阻，于是与郧阳博物馆周馆长联系。十堰距郧县不远，不一会功夫就到了，周馆长已准备好雨伞站在门前等着。周馆长说等雨小点再去，全老师却说：走吧走吧，既然来了就别怕雨。于是我们在雨中向李泰家族墓地走去。

李泰家族墓地是全老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掘的，前后共发掘了4四座墓葬，分别为李泰本人的墓葬，其妻阎婉墓、长子李微、次子李欣墓。根据近年的勘探，这个墓地还有一些墓葬，也应该是李泰家族后人的最后安身之所。全老师当年在省考古所工作，这个墓地是她负责发掘的，之后从湖北调走。今天算是重回故地，所以想重温过去的考古岁月。

可天上的雨像是有意较劲似的，越下越大，大得看不出雨点，而是呈帷似墙般从天上倾倒下来。雨帷阻止着视线，看人不清，看物不明，看四周都是雾气。头顶的伞发出如鼓的声音，声音沉闷，打得伞晃晃悠悠的，水成瀑布“飞流”直下。公路像汉江的江面，水呼啦啦的流，虽然没有潺潺的水流声，但“江面”上形成荷花状的水花，一滴雨点点出一个铜钱大的水花，路面水花点点。鞋不时地喷出一支小水柱，归入路面的小溪，也算是百溪归海了。我们踩着这点点水花，边走边聊，大家尽可能地将嗓门提高。

我们一行随周馆长在大雨中前行，雨密水深，似乎看不到路，好在不远，很快就走进了一群破旧的厂房中间，四周都是工业垃圾，周馆长说这就是当年发掘的地方。全老师怎么也看不出这里是当年的李王坟墓地，我们也无法想象得出这里曾是大唐宗室的家族墓地，落水的凤凰不如鸡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全老师等一行在此进行过一次重要的发掘工作。那次共发掘墓葬4座，皆为砖室，且带有墓道和壁画的墓葬。根据墓中墓志记载，这个墓地是唐太宗李世民四儿子李泰家族墓地。墓葬在没发现之前，当地人称这里叫李王坟。在发掘的4座墓中李泰墓最大，墓中的文物都不多，除李泰墓出土几件三彩和金银器外，其余墓葬似乎没有珍贵物品。墓中区区数件随葬品，质地差，做工粗，有的还是冥器，显得非常寒酸。当然，这四座墓的规格都不很小，且还有壁画，这些与普通百姓墓葬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这批墓葬从侧面反映出，李泰这支唐王室的宗亲，已失去在李唐王朝的地位。同时，这些墓葬的主人，还依然保持着高级贵族的风尚和文化，以显示自己是唐王室的宗亲，具有高贵血统。

李泰算是一位风流才子，聪明能干，颇有其父风采。自幼聪明好学，喜欢儒学，善写诗文。他曾创办了一个文学馆，组织人员写过一本很有名的地理著作，名《括地志》。这部书至今还是中国历史地理方面的经典著作。李世民对这个儿子痛爱有加，万般呵护。本来李泰是有可能成为李唐皇帝的，但因为其为次子，按照中国“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他永远不能可当上皇帝，最多也只能受宠于父皇，得到更多的分封而已。再说其兄，即长子李承亁乾已立为太子了，这样李泰要想当皇帝只是个白日梦。但他心不甘，情不愿，他要拚搏下去，直到最后。于是，他不断的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其兄太子李承亁乾明争暗斗。在太子一次病中，李泰认为时机已到，但人算不如天算，最终事情败露。李世民为防自己的两个儿子步入玄武门之变的后尘，于是将相对仁厚的太子贬到贵州，将最心爱的李泰放在郧县。

这个地方原名马檀山，之所以称为李王坟，是因为李泰曾封为濮王而得名。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并不知道这个李王是何人，墓内的墓志被发现后，人们才确认这座墓的主人是大名鼎鼎的李泰，李王坟的由来也清楚了。李泰被贬到郧乡，虽然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但发掘属于抢救性的，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现他的墓葬，发掘工作在突然和兴奋中完成，在全老师的谈话中还能感受得出她当时的兴奋。考古就是这样，总是在不经意中发现一些让人既期待又突然的发现。考古人有这样的发现理所当然值得高兴，但那千年前的故人，他的心境与今天的天气一样，大雨滂沱。

全老师说，当时这里是一座少有的黄土小山。山下有一个红砖厂，砖厂在取土时发现墓葬，她们赶到时墓葬露出大量的墓砖。但眼前既没有砖厂，也看不到小山，而是一片废墟。零乱的破房子在大雨中显得更加破败，我们走进一个近似院子的地方，满目的工业垃圾和杂草，像是有好多年没人活动过的地方。全老师开始怀疑我们是走错了。周馆长非常肯定说：这就是李泰家族墓地的原址。

令人难以想象，就这样一个地方，当年可是长眠着一个离李唐皇帝只差一步之遥的人物。我也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对过去的情况并不清楚，只有全老师说：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呢，当时这里几乎是没有房子，孤零零的一个砖厂。周馆长在雨中指点着，过去的砖厂早就不存在了，现在都盖成了厂房；又因为工厂倒闭，所以就成这样了。大雨、垃圾、还有要倒尚没倒的厂房，这些并没有减少全老师的兴奋，她不断地给我们讲着当时的发掘情况，也感叹着李泰的人生及其家族凄凉。

马檀山高出现在的汉江江面数十米，不尽的汉江奔涌而去，唱着千古不变的歌。想当年，李泰或许会站在这山坡上，看着汉江纤夫，拉一船的希望，吼着沉重的号子，越秦岭，入关中，进长安。他们虽然衣衫褴褛，肌肤黑亮，但他们的船到长安之后，可以在长安的大街小巷，看长安的繁花与绚丽；还有可能去华清池、大明宫门前站一站，看一眼，看他曾经的家。而他自己是曾经的皇子，拥有着不尽的荣华富贵，在大明宫内呼风唤雨，出则车水马龙，入则宫娥成群，而今只能站在汉江边上的穷山恶水间向西北眺望、遥想。作为贵为濮王、魏王，又颇受父亲偏爱的皇子，现在却不如一个纤夫，永远只能与风为伴，与雨为友，与山中的猿猴述说自己心中的喜与乐。永远只能站在江边看船来船往，看日出日落，回味长安的繁华与皇宫里的芳香。

马檀山下是一片大平地，是明朝郧阳府的所在地，屹立着一座高大的古城。当年李泰在此生活之时，这里叫“郧乡”，隶属于均州，唐朝这里应该是个普通的乡村吧。郧阳古城在丹江口水库蓄水后被淹没，如果还原当时的环境，马檀山这座小山包的环境较为优越，站在山上俯瞰整个古城，虽不是一览众山小，却将整座古城尽收眼底。李泰选择这个地方，作为自己及其家人的墓地，是经过实地考察的。在唐朝，鄂西北是一个偏僻之地，古代流放之地。就唐朝而言，除了李泰，其后的李显也曾流放到房陵（今天的房县）。当然，李显在房陵只生活了十余年就回到长安，再次登上了大唐皇帝的宝座。李泰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到了郧县之后，直到死也没有靠近过长安，更别说回到长安。非但如此，其家人也没有回到京城。正因为他们一家都没有再回到长安，所以才在郧县留下一处李王坟。也正因为李泰再也没有回到长安，致使李泰家族墓地，成为唐王室唯一一处京畿之外的李唐宗亲的家族墓地。

生与死是两个世界，房屋是生者的港湾，墓地是死者的归宿；而一个家族墓地则真实地记录着这个家族的兴衰史。李泰与太子的斗争败露之后，于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被贬到郧县后，到永微三年（公元653年）故世，再也没有回到过长安，这与唐朝的习惯是不符的。一般情况下，被贬皇室宗亲还是有机会回到京城的，如重要节日、特殊事件都有可能被召回去，也有可能召回长安，过着他的贵族生活。可令人不解的是，李泰自从到了郧县就一直未踏入长安半步，即使其父去世时，他也没能回到长安见最后一面。这是缺少人情味的，人们不禁要问：身为皇帝的李治为什么就不让自己的亲哥哥回到长安？

政治如同无边的海洋，生活于皇室中的人如同长期搏击在无边的海水之中，稍不小心就被苦涩的海水淹没。平民百姓没有见识过上层社会的生活，尤其是处于一个国家的权力中心的生活，或许对那种生活缺少了解。但根据历史书籍的记载，或是艺术作品的描述，处于权力中心的生活，虽然优越，也令人羡慕，但更使人惧怕，其中的黑暗和无情让人毛骨悚然。生活在其中的人，似乎与情感和真诚并没有太大的联系，有的只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笑里藏刀、杀人不见血。尽管这些词都非常负面，没有人情味，但历史上无尽的宫廷政变说明了这些。越是接近权力中心，就越是没有真诚，没有人情，没有人性。这就是权力的罪恶，作为一般人来说，还是愿意远离这样的地方，不知道李泰通过郧乡这种生活的洗礼，是否有了这样的认识。凭我的推测，李泰可能不会有如此洒脱的心态，在权势面前不应该有如此淡泊的气质。

在唐朝，李家是权力的绝对中心，无论是李治，还是李泰都是其中心的一部分，而且还是重要的那个部分。李泰被贬为何不能回去，只能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李治。理由并不复杂，因为李治此时已是大唐的皇帝，李泰能否回长安是他一句话的事，所以李泰致死未归。那么，李治为什么不让其兄回去，唯一的就是“权力”，因为他怕李泰回到长安之后对他的皇位构成威胁，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李泰回到权力的中心。

李治排行在李泰之后，按照皇位继承制，大唐的皇位对于他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但他并不这样想。据史书记载，在李泰和太子争斗中李治也没闲着，而是秘密地筹划着自己的未来，当李泰事情败露之际，他玩巫术将自己送上了皇帝的宝座。他登上皇帝的宝座之后，其心里为这种不光彩的行为颇有余悸，所以担心李泰回长安会生出什么事来。另一个原因，是李治能力远不及李泰，若让这位二哥回长安怕斗不过他，到那时一切可能都晚了。基于上述原因，李治不让李泰回到长安就很自然了。所以他只有让二哥永远在异乡，远离长安，对他的威胁最小，最好能客死他乡，他的皇位才能得到稳固，所以李治没让李泰再回长安。当然这只是我们的推测，历史上没有找到客观的史料，是否合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如果这种分析不算太缪误的话，那么其罪魁祸首就是权力。这是光鲜亮丽下的黑暗，是金碧辉煌下的丑陋，是人情人性的悲哀。

认识李泰只能从史书所记载那些少量的文字去管窥，难免以偏概全。李泰直从到了郧县就再也没有他的记载，显然他已淡出人们的视线，无论他当时多么受宠爱，无论他多么有才气，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那些曾经躬身于李泰之人，那些曾经为李泰服务的人，那些曾经辅佐过李泰的人，他们依然在大明宫过着与以前基本相同的生活，谁也不曾想到过李泰，谁也不会为李泰做点什么。这就是世事，这就是社会，换个角度而言，这就是人生，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世态炎凉。

古往今来，才子总是感情丰富，多愁善感的代名词。李泰这位风流才子，孤苦伶仃地生活在郧乡，思念着曾经的呼风唤雨，思念着大明宫的宝马香车，思念着昆明湖畔的风花雪月。他知道，自己生前是回不了长安，只有死后遥望西北，看长安的车水马龙，看大明宫的灯火栏珊；看长安的天空，融金的落日渐渐消失在茫茫的天际。李泰到郧乡，区区数年的时间，那膘肥体壮的身躯再也经受不了精神的折磨，那年轻的生命在如血的残阳中，走向永远的黑夜。他也归入自己选择的墓地。

大雨生烟，白雾如幔。大雨和白雾似乎要吞没我们，却没有淹没李泰那双忧郁的眼睛，那男儿凄凉，使那才子的风雅更加雅致，那再也不肥胖的身躯挂满回家的欲望，憔悴的面容上写着无可奈何的心曲。他面对西来的汉江，举目远眺，但秦岭太高，挡住了他的视线；长安太远，目光尽头却不是倦鸟的归巢；头上的蓝天和悠悠白云，唱的并不是长安的牧歌，只有瑟瑟的秋风和着他的长叹，送夕阳西下，乌鹊南飞。

关于李泰的死因及其生活方面的信息，从历史资料到考古材料都找不出一星半点的蛛丝马迹，这里面是否隐含着什么，不得而知。不过，从时间上可以算出李泰在郧县只生活了九年就去世了，时年三十五岁。那个充满青春、满载理想的年轻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虽然没有死因，但我觉得其死因很明确，无非是政治的失意、生活的落魄、文化的荒凉，造成身体和精神的颓废，其死于身之苦、心之累、灵魂之疲惫。

我们在雨中希望能找一星半点与李泰墓有关的东西，于是我们沿着长满青草、堆满比人还高的垃圾“小路”，寻找当年砖厂的位置与李泰长眠的地方。功夫不负有心人，虽然雨大雾大，还是在如注的雨中找了李泰墓的位置，附近散落一些破碎的砖头。全老师异常高兴，不停地说：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墓坑虽然找到了，三十年前的地貌环境完全改变了，如果没有深刻记忆是很难看出其模样的。我们依然还在寻找着，希望能有更多的惊喜，可引来的是厂房看守人的不解和寻问。

雨没有停的迹象，我们得离开这个地方，全老师问这个地方是否还要进行发掘。发掘应该是肯定的，不过具体时间是很难说的。南水北调考古工作现已基本结束，本来这个墓地是在发掘计划之内，但发掘工作并没有正式启动。我知道全老师的意思，她担心水库蓄水之后，这里将被水淹没，如果不赶快发掘将来想发掘就可能难了。

我们带着稀啦啦的雨和惆怅离开了李王坟，离开了李泰墓。

2012.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