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的年》:童的年
童的年
过年回来有段时间了,刚回来的时候浑身有股兴致勃勃的冲动,按耐不住想写下在家的感触。可能是还没从那种散漫的状态中调整过来,总是给自己一个拖的理由。以前看过一个词:拖延症患者,我可能是重度的。
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已经换了3支笔。圆珠笔,铅笔,还有中性笔。我喜欢用笔在纸上写下文字,再在电脑上打出来。那种笔尖划过纸张所带来的摩擦,让我能体会到一种莫名的欣慰。有时候,碰到一支写字顺畅的笔,连写东西的思路都是顺畅的。这种快感已经成为了我的一种触觉,尽管它脱离肉体,在某种程度上,带给我的感觉却更真实。我不知道身边的朋友还有多少有用笔写东西的习惯,在这个写日记都用键盘的时代里,曾几何时的那些顺畅的笔是否已经被渐渐忽略呢?还有谁送人礼物的时候,选择一支包装的精美的钢笔或中性笔呢?
现在的我,用笔在一条条的横格上写下这些粗糙的、歪扭的字。我也渐渐的忘记了曾经写字时的那种如有神助的、顺畅的快感。我很期待能慢慢的把感觉找回来,保持住,不再忘记。比起敲打键盘,这行为如今显得有些复古、让人好奇,但正好与这些追忆过去的文字起着莫名的呼应,算是一种巧合的安排吧。
童的年 (一)年假
大约是在腊月二十几的时候吧,期末考试结束后就进入年假。老师会在考完试的那天告诉听分数(考试成绩)的日子,并交代一些个注意安全的事宜。听完分数,领完寒假作业,拿回奖状和奖品(记忆中只有小学发过),这才开始放年假。我记得,在我一年级时候,我跟哥哥还是在同一个学校读书的。我一年级,他五年级。在过年的期末考试里,我俩都考了第一名。我的奖品是一支绿色的、里面有唐老鸭贴画的钢笔。而哥哥的钢笔跟我的型号一模一样,只是颜色是黄褐色的。第二名好像是一个软皮本子,第三名就记不清了。后来,我买的,加上别人送的钢笔不下20多支,却再也没有第一支钢笔带给我的喜悦强烈。我把它别在上衣兜里,生怕别人看不到。走到哪都戴着,总会找到一个兜用来别着,美滋滋的戴了一寒假。别人要是问起,就告诉他这是考了第一名,老师奖励的。各种显摆。那种幼稚的、可爱的骄傲和自豪感,我再也不会有了。
寒假作业不是暑假作业,年后老师是有可能要检查的。暑假之后就会重新分班,换新的年级,换新的老师,自然不会找以前的麻烦。寒假则不会有这样的荣幸,仍然是同样的班级、同样的学生和老师,唯一的变化只是过了年,有了新衣服,长了几斤肉。青山仍常在,绿水还长流。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学习还不错的原因,我基本上没有做过寒假作业。它从装进书包的那一刻起,便注定了几十天的尘封。解除封印是在年假将要放完,快要开学的前几天,我会找同龄的、爱做作业的同学(大多是女生)抄一下她们的作业。抄完了还要故意揉一揉,折一折,让那本作业看起来不是那么崭新,而像是费了真功夫、下了大力气做的。当然,如果大家都没做,心里便有种法不责众的释重感。也有嘴上说没做,但背地里偷偷做作业的。等到开学老师检查的时候,她便骄傲的、挺胸抬头的把作业交给老师,就是不给我们抄。人都是这样,好不容易、千辛万苦完成的东西,是不舍得与他人分享的。现在的我们貌似仍旧是这样,还是透着股小孩子的狡黠。
其实记忆中并没有太多的寒假作业。家里人知道过年了,高兴最重要,都不会太逼迫自己的孩子做些不愿做的事。只有在期末考试成绩不好,或者是自己玩的让家里人烦的时候,才会被训斥着做作业。但考完了试,就不想再看以前的书了。即使是非常简单的题,在眼里也是厌倦的。在那个充满童趣和天真的岁月里,那本薄薄的寒假作业,还有某些语文老师布置的寒假日记,是我快乐唯一的敌人。
那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爱懒床。现在的我,只要有wifi,手机和足够的电。我可以在床上躺上一天。穿上笨拙的棉衣,吃过早饭,要是没有想看的电视剧,我就出去找小伙伴玩。也没有特殊的游戏,有时两个人就干坐在那看电视,随便找个节目就能看好一阵子。有时则结对出去溜达,挨着村玩,挨着村串,反正有的是时间消遣。到了饭点自动饿,不用大人叫就知道回家。写到这想起来,小时候没做作业,老师责骂的时候,往往说道:“忘了做作业,忘了吃饭没?”。其他人听到后,便会不约而同的哄然笑起来。好像听到这句话,必须要笑一下才能迎合它的意思。现在想起,这句让人不知所措的责骂,让人有种突然的亲切。
我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子假期怎么过,听同事说,大都放到补习班或小饭桌了。自己也发现,现在的小孩很少有跟小伙伴出去玩的,他们基本上窝在家里,要么守着电视机,要么守着电脑或手机,玩着没有年龄界限的游戏,甚至比我们玩的都好。在我的小时候,村里是不缺小孩子的,时不时的能碰见几个小孩子堆在一起,结伴玩耍。做的游戏,因结伴人数的多少而不同。两三个人可以玩溜溜弹(dan四声,即玻璃弹珠),或者打宝。溜溜弹的玩法有很多种,我最近的一次看到有人玩,还是在《宰相刘罗锅》最后一集刘罗锅跟小孩子闹的时候,现在的小孩已经告别这个游戏了。打宝简单的多,制作也简单。两张纸,折成长条,摆成十字,分别沿边90度往左折,最后将角别进去,一个“宝”就做成了。打的时候,一人将自己的“宝”放在地上,另一人拿着自己的“宝”从上,用尽各种力气扔在前一人的“宝”上,只要能翻个,这个“宝”就归自己了。力度和放手的时机都要拿捏的准确,要不手指很容易戳在地面上,又红又肿,指甲里面还充血。为了不让自己的“宝”轻易翻个,我们在叠的时候往往加进铁片或沙土,但不能让别人发现,一旦发现,就没人跟自己玩了。材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宝”的质量。我记得最好的“宝”是用整条烟的烟盒做的,又大又平整。四四方方,极为漂亮!这样的“宝”很薄,却够分量。放在地上,紧贴地面,很难让它翻身。这时候,只能打它旁边的位置,让“宝”落地刮起的风,把它吹起来,才有机会翻个。成功的几率少的可怜。而它打别人却容易的很,不论是直接打在“宝”身上,还是打在“宝”旁边制造风,都很容易战胜对方。所以,这样的“宝”很稀奇,很珍贵。有一次,我的玩伴不知从何处弄了个烟盒做的“宝”,连赢了我好多。轮到我打的时候,也不知怎么的,用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宝”,给他撂翻了。就在我将要拿起这战利品的时候,他耍起了赖皮。捡起自己的“宝”就跑。我哪能饶得了他,发了疯的追。就在那个明媚的上午或下午,我们俩在他家的后院追逐着,为了某种天经地义的共识,累的气喘吁吁,面红耳赤。
如果凑的人多了,就需要换新的游戏来玩。“北京、上海、哈尔滨、烟台”(具体规则我忘了)、“瞎子摸人”、“瘸子逮人”、“点穴、解穴”等等等等。相当的有意思。还有比较上档次的,就是类似于“军官强盗”类的了。这种游戏是要有枪的,没有枪的,只能拿支棉花杆来充数。折去不必要的树枝,你就可以假装它是步枪,也没人怀疑它不是。玩的时候,嘴里要及时给“枪”配上“piupiu”的音,这样才显得真实。记得有次有人提议,枪越小的,官阶越大。我在家里翻箱倒柜,拿出了一把枪型的塑料哨子。比手指头大不了多少。本想这次可以当个头,结果还是没当成司令,被领头的封了个军长。好在我这人心态比较好,不计较官阶的大小和得失,照样惬意的玩了狠狠的一下午。
不可不说的是放鞭炮。这是年假里独有的、象征性的消遣。暑假除了假期长,吃的、玩的都不如年假痛快。现在的年假里,除了平日几个零星的响声和年三十傍晚开始的鞭炮声外,我基本上听不到有人放鞭炮了。我们那管鞭炮叫“lui子”,姑且叫为“雷子”吧,那个字百度也搜不到。有买成盒装、旁边带擦纸的,有拆掉自己家过年才放的大火鞭的。带擦纸的大多是多响炮。有两响,三响甚至四响的。而大火鞭上的“雷子”只有一响,但个大,响声足,跟小炮似的。吃完饭,抓一把雷子放兜里,另一兜塞满瓜子,拿着火柴或者打火机,走到哪放到哪。我们把“雷子”插在墙缝里,看能炸出多少土。放在石子下面,看能炸多高。在手里点燃信子,看谁能撑到最后时刻才扔出去。为了安全,我们有时候放慢信子。把信子慢慢撕开,弹去火药,再拧紧。点好信子头,隔得远远的,捂着耳朵,看它一点点的燃尽,“啪”的一亮一响,真是快活啊!我们比着谁的“雷子”响声大,比着谁的响声多。在火药特有的刺鼻味道中,在噼里啪啦的响声里,玩着早已忘记规则的各种游戏,迎来年,送走年,过完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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