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用七代统一天下为何秦始皇死后三年就亡了？秦始皇焚书坑儒到底是不是一个错误

大秦帝国，经历秦孝公、惠文王、秦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庄襄王⑦代君主统①天下。艰苦卓绝之至，堪称世界最宏伟之巨业。那为什么在秦始皇死后（公元前②①⓪年）不到③年（公元前②⓪⑦年）就灭亡了？

公元前②⓪⑦年秦亡。秦帝国的骤然灭亡，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①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①举整合了春秋战国⑤⓪⓪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依照历史的法则，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①个历史时期。然则，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①②年（其后③年为崩溃期）。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建成这①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也轰然溃灭了。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原因，始终是中国历史的①个巨大谜团。

突发政变是直接原因，战国惯性则是基础原因。这两个原因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大体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发政变，更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战国传统所形成的社会惯性，却历来为史家与社会所忽视，然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其①，突发恶性政变，导致中央政权结构全面内毁。秦帝国在权力交接的转折时期，突然遭遇恶性政变，历史异数也。

异数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与突发性也。对于秦始皇之后的权力交接，历代史家与社会意识都有这样①个基本评判：若由长公子扶苏继位，秦帝国的历史命运必然大不相同。其时，扶苏的品性与才具已经得到了天下公认，\"刚毅武勇，信人奋士\"，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社会声望，连底层平民陈胜吴广等尚且知之，朝廷郡县的大臣吏员更不用说了。当时的始皇帝与天下臣民，事实上已经将扶苏作为储君对待了。当此之时，历史却突兀地呈现出①幅最荒诞的画面：始皇帝突然死于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国的②世皇帝！ 这①突兀变化的成因，及其演进环节所包含的具体因素，始终无法以常理推断。几乎其中任何①个环节都是突发的，几乎任何①个因素都是突然变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预料的逻辑性。突发性与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觉地产生①种历史幻觉：莫非这当真是古人所谓的天意？

透析这场政变对秦帝国的直接的全面的内毁，认识其突发性与偶然性这①特质，是极其重要的。唯其突发，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议，才有了秦帝国中央政权的坚实结构迅速瓦解崩溃，才有了帝国臣民依然本着奉公守法的传统精神，在连番惊愕中不自觉接受了权力轴心极其荒诞的恶性作为。恶性政变突发，农民暴动又突发，秦帝国所有足以纠正中央恶变的政治力量，都因为没有起码的酝酿时间，而最终①①宣告失败。从根本上说，政变的突发性与农民举事的突发性聚合，决定了其后帝国命运的残酷性。

这场突发政变所汇聚的历史偶然性因素，大体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⑤⑩而不明白确立扶苏为太子，偶然性①也。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坚执进行最后①次大巡狩，偶然性②也。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苏北上⑨原监军，偶然性③也。

始皇帝最后①次大巡狩，于诸皇子中独带胡亥，偶然性④也。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咸阳，偶然性⑤也。

始皇帝在蒙毅离开后以赵高兼领符玺令，偶然性⑥也。

始皇帝于沙丘行营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⑦也。

突发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写完遗诏，偶然性⑧也。

突发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见李斯会商善后，偶然性⑨也。

长期忠诚无②的赵高突发人性变形之恶欲，偶然性⑩也。

栋梁重臣李斯之突变，最为不可思议，偶然性⑩①也。

扶苏对假遗诏之缺乏辨识或不愿辨识，选择自杀，偶然性⑩②也。

蒙恬、蒙毅相继入狱，蒙恬被逼接受自杀，蒙毅被杀，偶然性⑩③也。

王翦、王贲父子于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⑩④也。

李斯①错再错，大失前半生节操才具，终致惨死，偶然性⑩⑤也。

胡亥素质过低而近于白痴，偶然性⑩⑥也。

秦帝国功臣阶层因李斯突变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⑩⑦也。

赵高之恶欲野心膨胀变形，大出常理，偶然性⑩⑧也。

陈胜吴广之\"闾左徭役\"突发暴动，偶然性⑩⑨也。

关中老秦人人口锐减，对恶性政变失去强大威慑力，偶然性②⑩也。

最为关键的两个人物--赵高与李斯的突变，可谓这种偶然性的典型。

以赵高前期表现与功绩，始皇帝对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几乎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赵高的人性之恶变突然发作，并无必然性，确实是①种人性突变的偶然性。若说赵高从少年时代起便是①直潜藏在始皇帝身边的奸佞或野心家，是⑩分滑稽的。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绩与杰出才具，及其自觉的法家理念与几次重大关头表现出的坚定政治抉择，实在不可能在其与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计较。然则，李斯恰恰接受了赵高说辞，恰恰计较了，这是必然性么？仅仅以李斯青年时期的\"厕鼠官仓鼠\"之说，便认定李斯从来是①个私欲小人，同样是滑稽的。李斯与赵高，都是英雄与魔鬼的无过渡对接的异常人物，其突然变异，无疑隐藏着人性潜质的巨大秘密。但是，从社会原则与政治原则出发，任何时代的人事任用都只能遵循实践法则，以人物的既往历史去判定，而不可能以极少数的突然变例去判定。从本质上说，赵高与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奋争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从人事任用权力说，始皇帝重用赵高李斯是合乎逻辑的，同样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赵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变异，实在是①种不可预知的偶然性。

种种偶然性导致的这场政变，是历史上摧毁力最强的恶性政变。

作为①种权力更迭的非常态方式，政变从来存在于从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结局与对历史的影响而言，政变有③种：①种是相对正义方发动的良性政变，譬如后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门之变；①种是仅仅着力于夺权而不涉及国策，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譬如赵武灵王末期的政变，以及后世的明成祖朱棣政变；第③种便是破坏力最强的恶性政变，其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后的赵高李斯政变。

这场政变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是由其主要发动者的特质决定的。这①政变的轴心人物是赵高、胡亥、李斯③人。③人的具体谋求目标不同，但目标的根基点相同：都是为了谋求最大的个人利益，或为私欲所诱惑。其最为关键的李斯与赵高，都是帝国的赫赫功臣，赵高掌内廷大权，李斯掌国政大权，既有足够大的权力影响，又有足够大的社会声望，同时更有改变始皇帝既定意志的权力手段。

然则，政变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并不在于政变开始与过程中的权谋与恶欲，而在于政变成功之后的再度恶变。若胡亥即位后，赵高与李斯同心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经在始皇帝在世时开始了的适度宽政，减少徭役征发，而避免了农民的突发暴动，这场政变完全可能成为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然则，事情没有按照正常的逻辑发展，而是再度恶变，大大偏离了李斯卷入政变的初始预期。这里，决定性的诱发因素又变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后，低能愚顽的享乐意识大发作，进①步诱发了赵高全面操纵国政的野心，并最终导致了赵高再次发动政变杀了胡亥。在这再度恶变的过程中，李斯几欲挣扎，几欲将国政扳回常态，然由于已经与帝国权力层的根基力量疏远，李斯的努力显得苍白无力，终于陷入了赵高的阴谋而惨死。

焚书坑儒的背景是发生在中国古代的秦朝。在秦始皇③⑩④年（公元前②①③年），①位朝廷的高官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

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儒生”（读书人）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限期交出烧毁；有敢谈论《诗》、《书》的处死，称赞过去的而议论现在政策的灭族；禁止私学，想学法令的人要以官吏为师。

这种措施引起许多读书人的不满。

第②年，许多方士（修炼功法炼丹的人）、儒生攻击秦始皇。秦始皇派人调查，将④百⑥⑩多名方士和儒生挖大坑活埋。

历史上称这些事情为“焚书坑儒”。

秦始皇做这个决定的原因在于：

秦始皇吞并⑥国后，需要全国①个声音以维护国家的统①。

这与汉以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①个道理，都是大革“文化之命”。

只不过①个是硬暴力、①个是软暴力罢了。

所谓的“焚书坑儒”，据考证，在史记上记载的只是“焚《诗》《书》，坑术士”，后在伪《古文尚书》（宋时开始有怀疑，至清时方确定为伪书）的序中被误传为“焚书坑儒”。

“焚《诗》《书》，坑术士”是两件事。

先是“焚《诗》《书》”。

其背景是当时秦奉行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可当时国家却是初统，春秋战国时形成的众多学说仍在百家争鸣，时常非议朝政。其直接的导火线则是主张“复古、师古”的儒家学者大谈“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引起法家不满，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这得到秦始皇认可，于是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以及私藏的《诗经》、《尚书》。

“坑术士”是第②年的事儿了。

当时秦始皇为了长生不老，养了很多术士，并给予极高的待遇。可吹牛骗人总是不能长久啊，眼看就到了交“仙丹”的时候了，带头的几个术士就先跑了。跑你就跑吧，可他们临跑前还召开了①个技术研讨会，最后得出①个“因为秦始皇暴戾无德，所以才炼不出仙丹”的结论！因此秦始皇暴怒，下令彻查，看看都是谁在谤毁他的名声，最后将牵连到的④⑥⓪多个术士（其中可能也有不满秦始皇“焚《诗》《书》”的儒生）全部坑杀！

为了打击国家领域中的复辟势力和消除隐患，秦始皇于公元前②①③年在咸阳宫庆寿的筵会上，采纳了李斯提出的焚毁儒家经典等书籍的建议。因为在筵会上，博士淳于越提出应当进行分封，建立诸侯国，如果“事不师古”是不能长久的。秦始皇听后，让群臣各抒己见。李斯则争锋相对地指出，这些博士儒生面对新政权、新制度，提出“不师今而学古”，主张分封，恢复礼制，用儒家经典为依据，“以非当世”，散布不利于中央集权制的言论，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因此建议：

①、请史官把《秦记》而外的各诸侯国的原有史籍①律焚烧掉，以尊①统。

②、除博士官所藏外的儒家经典，如《诗》、《书》和百家的著作，都要送到当地政府烧毁。

③、有敢于谈论《诗》、《书》等儒家经典著作的人，要弃市处死;宣扬古代而诽谤现政权的人，要灭其宗族。

④、对上述各项，官吏发现而不加以查处则与之同罪。

⑤、令下③⓪日而不烧毁，则处以黥刑，罚为戍边和筑长城。

⑥、保留医学、药书、卜筮和种树等书籍。

⑦、有欲学法律的，以狱吏为师，禁止私学。

秦始皇同意了这①意见，进行了焚书，实行了空前的文化专制政策。虽然目的在于从历史和文化领域中加强统治和巩固中央集权，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却是第①次大规模地对古代文献典籍的摧残，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①次大浩劫。

结果是：

①.加强了思想控制，有利于当时社会的稳定，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

②.摧毁了许多文化典籍，毁灭了许多宝贵的先秦文化；

③.嵌制了人民思想，不利于创新和发展，对后世造成恶劣的影响。

秦始皇被世人诟病的最大把柄莫过于焚书坑儒。其实焚书坑儒的动机也是很好的。①向破旧立新有创新精神的始皇，对旧势力当然决不妥协。当时除了秦以外⑥国各有其思想文化体系，不少⑥国遗族在统①后利用思想文化体系的差异谋求反对帝国秩序。焚书坑儒的目的就是实现帝国思想文化体系的惟①性，与任何时期任何统治者的目的都①样。

秦始皇③⑩④年，淳于越在朝议中批判王朝统治，提议师古，分封同姓王以屏藩。始皇“下其议”，反对师古分封，引起朝廷的辩论。李斯认为私学有害于大①统，有损“主势”和“法令出①”应予以禁止。秦皇“可其议”，于是有焚书之事。可以说，焚书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观点不①、主张分歧引发的。以淳于越、王绾为代表的儒生，希望实现政治仁道化，希望自己的学说能付诸实行。而秦始皇当初重用这些儒生的目的中很重要的①点就是希望他们能尽力为其集权统治服务。两者的意图发生冲突。冲突本来可以温和的化解，可是秦始皇最终选择极端做法。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审视，焚书坑儒反映了①个沟通不畅的管理问题。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始皇偏听李斯①人，别人的意见在起点上就输了①筹。揣摩君王之心，阿其意，顺其志，正是李斯仕途腾达的秘诀之①。秦王曾因郑国间秦①事而下逐客令，人皆受撵，惟李斯紧紧抓住秦王欲兼并天下之野心，慷慨陈词：“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 “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结果，“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李斯因祸得福，从此青云直上。这样的人以唯上为出发点，只会助纣为虐。

其次，始皇也缺乏管理者必要的耐性与胸襟。发现有不同意见就“焚书”，有人抵触就“坑之”。这种武断做法，是对人才的极其不尊重。当时，被坑的人，相当①部分都是“公知”。这些人在战时可能作用不大，但是和平时期，对于抚慰民心却是极为有用。始皇就因为他们的异议，①味铲除，残暴之外，堪称愚蠢。

坑儒的结果，并未起到巩固秦王朝统治的目的，却造成大批人才的流逝，使高管内部的关系破裂，削弱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础。

除了焚书坑儒外，始皇对于南征北战有功于帝国的实力派人才，也采取了冷落的态度，致使下属对其颇有微辞。大将尉缭就曾经说过：“秦王这个人，高鼻梁，大眼睛，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缺乏仁德，而有虎狼之心，穷困的时候容易对人谦下，得志的时候也会轻易地吃人。我是个平民，然而他见到我总是那样谦下。如果秦王夺取天下的心愿得以实现，天下的人就都成为奴隶了。我不能跟他长久交往。”

秦始皇①直对自己的帝业充满忧患，然而这种忧患并不等于我们现在倡导的危机意识。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对待外族的态度上，虽然秦始皇把他们赶出了中原，但接下去的长远对策就多少有些可笑。修个长城把自己①圈，圈子中间是中国，圈子外面是外国，自以为“皇图永固”了。这样做，除了束缚自己的发展降低了自己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之外，其作用为以后的历史证明，收效甚微。

通过对秦朝主要历史事件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看出，秦朝之所以只历经了①④年就迅速彻底衰亡，①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只知道“用打天下的理论来治理天下”，不知道用儒学等优秀理论来维持社稷长治久安，不仅如此，还对儒家实施“焚书坑儒”政策，大搞破旧立新，指望帝国基业传之万世，结果是自己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先来看看“焚书坑儒”的实质，“焚书坑儒”的实质其实是统①思想的运动。当年秦始皇统①⑥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①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①货币，统①度量衡。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①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强暴力能够控制的要素。、

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①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①，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①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①要素是思想的统①，形成统①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①措施有效。

而当时最大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统①中国偏偏是新事务，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而当时⑥国贵族，也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所以，对于刚刚统①的秦朝来说，统①思想就是维护大①统的关键措施。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几个儒生茬之后，①场统①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是激烈了点，但客观效果明显的。虽然统①的秦朝只持续了⑩几年，但秦朝以后的所有统治者，无①不把统①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大①统思想正式形成。此后所有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核心思想。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①下，秦朝“坑儒”，和汉朝的“尊儒”，其实质是①样的，都是要统①思想。

实际上从汉朝以来，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施行的“阳儒阴法”，或者是“实法名儒”，就是表面上是采用儒家观点，实际上却是法家的手段。

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法家强调的是权、术、势，古人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帝王术，作为驾驭百姓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学说主要是强调仁和礼，仁和礼最大的益处就是从道德上形成行为自觉，而不用采取暴力措施，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好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

而当年秦始皇由于没有认识到可以儒学是可以利用的，所以采取了激烈手段。焚书坑儒这种手段是愚蠢而又残暴的。

它毁灭了古代许多典籍，造成文化史上难以弥补的损失。

焚书坑儒的后果：对后世政治生活仍有长久影响

①、“烟燎之毒”：中国文化的浩劫

近来有人指出，“焚书坑儒”是①场旷日持久的弥天大谎，“焚书”实为秦始皇“课改”，秦始皇焚书只是国家进行了①场教学课本改革，收焚了“天下”所藏之“《诗》、《书》、百家语”等过时的不适用的教学课本。在这①说法引起的热议中，我们已经看到比较清醒的立足科学求实精神的认识。应当指出，中国古代教育史的常识告诉我们，秦代还没有国家全面控制教育的制度，也没有定型的统①的“教学课本”。所谓“课改”和“教学课本改革”，都是没有根据的，并不符合当时文化教育形式的实际。我们以为，探求历史真实，应当基于诚恳之心。①味地追求历史认识的立异翻新，是不可取的。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卷④《后秦纪》中曾经这样评论李斯关于焚书的上书：“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①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朱彝尊《秦始皇论》也说：“于其际也，当周之衰，圣王不作，处士横议，孟氏以为邪说诬民，近于禽兽。更数⑩年历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见者。……特以为《诗》《书》不燔，则百家有所附会，而儒生之纷论不止，势使法不能出于①。其忿然焚之不顾者，惧黔首之议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岂若是其忍哉!盖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为众恶之所归而不悔也。”对于秦始皇“焚书”之背景、动机和直接出发点的探索，还可以进行深入的讨论。但是基本史实的认定，应当是研究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