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夜自传》免费试读_李相忘

第一章 人才辈出的倒霉地方

人生是一场无比精彩的旅程，从高一那年开始，我就一直想用文字记录下这场旅程中的点点滴滴，至少要记录下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并且把这个想法当做是此生最想完成的一个心愿，然而许多年过去了，这个心愿却依然没有完成。尽管我曾经为了这个心愿做出过不少的努力，可是习惯了拖沓做事的我并没有完全尽力去做，我总觉得自己的时间还有很多，等待是一种期望，只要等到了合适的时间，自己就一定能够把该做的事情给做完。一直等到了自己快要三十岁的现在，我才渐渐发觉人生留给自己完成心愿的时间并不像原想的那么多，如果再这样得过且过的等下去，期望永就远只是充满了虚幻色彩的愿望，等到最后，自己很可能会满怀遗憾的带着虚幻的愿望走进坟墓，我不想让这个心愿成为人生中无法挽回的遗憾，所以我觉得自己不能再等下去了，应该从现在开始就尽力来完成这个心愿。

以前，在心血来潮的时候，我为记录自己的人生写下过很多个开头，现在回想，那些开头在写的时候固然都很用心，可惜没能善始善终的写到最后，难免有着虎头蛇尾的嫌疑，既然如今想要圆满的完成自己的心愿，那就一切都从头开始写起吧。

沉陵县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倒霉地方，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任何优势的沉陵人用自己的智慧推动了乡镇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沉陵县的经济水平迅速超越了周边的几乎所有县市，为沉陵赢来了“豫东平原一枝花”的赞誉，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贫富差距的显现，有些人就动起了歪脑筋，一时间造假贩假遍地开花，皮包公司走向全国，直到现在，沉陵县还依然流传着许多的那些人在当时造假行骗的“光辉事迹”。

在许昌的时候，我就听高队长讲过他所知道的两个传奇人物。

其中一个是黄集街上的黄炎，他在八十年代总是衣冠楚楚的夹个皮包到外地去“采购物资”。后来就有人跑到黄集四处打听黄集市某某街多少号，要找黄炎付欠下的货款，一个乡镇被黄炎上升到了市级，那样的地址当然是找不到地方的，巧就巧在黄炎刚好在黄集那条小小的街上碰见了对方，于是就把对方带到了自己家门外，指着自己家门口说，黄集市长安街八十八号这么大地方你都找不到，那还要什么货款啊？然后找了几个人把对方揍了一顿，接着就溜了个不知所踪。

另一个是高队长同村的贾佑谦，他原本是个中学的老师，出道行骗的时候沉陵人的名声已经被他的前辈败坏的差不多了，可是他的脑子实在够用，出手就干了一票大的。贾佑谦东拼西借的凑了十万块钱，跑到一个钢材市场的经理办公室里，张口就要买五十万块钱的建筑钢材，人家经理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沉陵人，那经理就告诉他说不做沉陵人的生意，他拍桌子问凭什么不做沉陵人的生意，经理说沉陵人骗子多，他把十万块钱摔到经理面前说你看我像骗子吗，这十万块钱算定金，把货送到工地上，三天之内就把余下的货款全部结清，结果不知道那个经理被十万块钱砸晕了，还是被他的气场给镇住了，真就老老实实的把五十万块钱的建筑钢材送到了他所说的工地上。贾佑谦找车把钢材拉到另一个建筑工地卖掉，转手就赚了三十多万，从此洗手不干，做起了正当生意，没过几年就有了上千万的身家。

高中那会儿班里有人说起他们那儿造假特别猖狂，有同学就接话说我们沉陵有人连******的大章都敢刻，你们那儿造假算得了什么？后来听老五讲到这件事，我才知道是我们安平镇的人干的。

老五说他们村的李宝石会刻章，八几年的时候刻了个******的大章，伪造文件冒充中央的人去郑州的一家大银行要求提取五百万现金，然而银行的人不傻，到省里核对情况发现问题很快就报了警。李宝石钱没拿到就跑回了家，结果还是被抓了，这时他却展现出了自己超凡的聪明机智，把警察涮了个够呛。警察问李宝石他刻的大章在那里，他说扔家里化粪池里面了，警察把化粪池里的东西滤了一遍，没找到大章就打，然后他说扔村子后边的水塘里头了，警察只好用抽水机排干了水塘里面的水，大冬天的几十个人跳到塘底在淤泥里慢慢的摸，没摸到再打，他总算交待了实情，大章是拿萝卜刻的，用完就剁碎扔掉了。

当然，这些人都还只是小打小闹，最后把沉陵县的经济推向万丈深渊的是一桩特大假药案。

我小学的校长邢育民讲过，沉陵县一家假药厂的药吃死了人，以至于轰动全国，中央都派了专员过来调查。专员是一个老头儿，秘密前往假药厂调查却被保安挡在了门外，刚好有一辆小轿车要进去，他就跟在轿车旁边趁保安不注意进到了厂里，结果发现是一个副县长听到了风声在向假药厂通风报信，于是不光把假药厂的人一窝端了，连涉案官员也一并揪了出来。

这件事情给沉陵县的经济招来了致命的打击，上级对县里的造假贩假进行了一场非常严厉的集中整治，就连正当企业也受到冲击纷纷倒闭，侥幸存活下来的基本上都迁往了外地，再加上当初造假行骗的那些人捞到钱以后大多去了外地重新生活，恶名却永远留给了沉陵，这就使得沉陵县后来的经济发展举步维艰，一直到了九十年代末期，都没能恢复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水平。与此同时，沉陵县的两个邻居，贡叶和天仁的经济都有了长足发展，先后撤县建市，在我们那儿终于传出了“两市夹一县，沉陵要完蛋”的说法。

我有点生不逢时，出生时正赶在沉陵县的经济走向萧条的那几年，不过在我很小的时候，家境还是比较宽裕的。

那时候父亲是村里的会计，闲暇的时候总是给我买好吃的、好玩的，带着我到处去玩。不过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好吃的无非就是三餐之外一些零食、时令水果之类，好玩的也就是一些简简单单的儿童玩具，玩的地方更是少的可怜，最常去的地方大概是村子西头的外贸，当时经常有人在那里唱小戏。

我一直都很奇怪村里怎么会有“外贸”这么个地方，一个小镇旁边的村子，那里会有什么对外贸易？也不知道那里原先是个外贸市场，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才会取了这么个名称。

我清楚的记得外贸那里有一个特别巨大的拱形的水泥台子，大概有两米多高、三四米宽，二三十米那么长，里面应该是实心的，周围还砌有一圈宽度相等、长短不一的很深的池子，也不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小时候我经常跟着别人去那里玩，直到我十多岁时那个水泥台子还在。印象中唱小戏的就是在水泥台子旁边表演，一个人左手拿着竹板，右手边放着一面鼓，就那么敲打着节拍咿咿呀呀的唱，可能还有别的一两个伴奏的人，不过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没过几年这种表演在我们那里就看不到了，我也就没弄清楚它究竟是属于什么剧种。

后来，我家里变得越来越窘困，大概是从林彦出生以后开始的。

林彦小时候不光小病不断，大病住院也是常有的事，他出生后的第一个春节就是在县医院里度过的。

尽管当时我还很小，但是在我的记忆里却清楚的保存着这样一个画面：寒冷的冬天的晚上，大舅打着电灯在县医院漆黑的楼梯间里带路，母亲抱着幼小的林彦跟在大舅身后，父亲拉着我的手走在最后面，五个人寂静的走在楼梯上去楼上的病房。

后来，父亲把我送回家里交给了奶奶，直到大年三十那天他才再次回去把我接回了家里，第二天早上起来摆好供品烧了香放了炮，他就再次把我交给了奶奶，等天亮了我回到家里去捡没有爆炸的鞭炮，屋子的门就又已经锁上了。

再次见到父亲是在正月十五那天，他还是一个人回去的，不过却给我买了灯笼和一些小蜜蜂、小蝴蝶之类的火药玩具，晚上就带着我到公路边看别人放焰火，给我燃放那些火药玩具，护着我打着灯笼去找燃放过的火药玩具的残骸。睡觉的时候，我让父亲点燃了床头桌子上那个漂亮的玻璃油灯，自己穿着秋衣坐在床头，把那些火药玩具的残骸掰开了放到油灯上面烧里面残存的火药，感觉烧起来很好看，火药燃烧的香气也很好闻，父亲睡得迷迷糊糊的说：“把袄披上，别冻着了。”我边烧边回答说：“快烧完了，就剩几个了。”等到烧完以后，才意犹未尽的吹熄了灯钻进被窝里睡觉。

母亲对林彦小时候生病应该有着更加深刻的印象，直到多年以后，她还在我们跟前唠叨过这样的话语：“林彦小时候看着就像养不活一样，一生病就要住院，那时候五十、一百的钱还不常见，十块钱的票子一沓一沓的数给人家医院……”好在林彦长大一些后就不怎么生病了，然而父亲的会计也很快就不干了，只能跟着村里人组织的建筑队去了外地打工，不过家里的这些变化对当时的我并没有多少的影响。

我小时候原本是一个十分招人喜欢的小孩子，直到七八岁的时候，大人们还经常提到我所做过的一些趣事。

母亲坐在堂屋门口纳鞋底，我跑过去指着院子里大桐树上的麻雀说：“妈！妈！那俩小小雀儿吵架哩！”母亲放下手中的活笑了问我说：“它们吵啥哩呀？”我就兴高采烈的比划着说：“它俩说，你喳喳，我喳喳，我喝醉了。”也不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

父亲带着我到街上去买东西，回去时刚到胡同口我就下了自行车跑回家里，兴冲冲的对母亲说：“妈！妈！俺爸给我买回来个小车！”母亲正在洗衣服，听到这话特别纳闷，擦了擦手到院子外面一看，父亲的自行车后面带着一个播种小麦用的耧。

母亲买了一些小鸭子养在家里，她做午饭的时候听到我在外面把小鸭子撵得满院子乱跑，从灶屋里出去看到我拿着根棍子就告诫我说：“你可别打小扁嘴，等它长大了能下蛋叫你吃。”我答应说：“好。”过了一会儿跑到灶屋门口说：“妈！妈！我打小鹅了！”母亲出去一看，有一只小鸭子趴在窗户下面已经被我打死了。

起初的我是如此的活泼可爱，可是后来的我却逐渐变得形单影只、孤僻不群了，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即使现在回想起来也感觉挺复杂的，如果非要让我为那个可悲的转变找出一个开始的话，我想大概是从我进入小学的时候开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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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形单影只的上学路

　　我是在六岁那年上的小学，不过这个所谓的“六岁”说的是虚岁，由于出生在农历的十二月份，实际上我当时的年龄只有四岁半。我们邻居家的林阳比我大三岁，可是我和他却是在同一天报名上的学，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我上学其实有点太早了。

我们小林村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附近有北边的郭庄小学和南边的贾庄小学两所学校可以选择，尽管小林村是郭庄行政村管辖的四个自然村之一，可是由于两所小学距离小林村的远近差不多，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就出现了村子西头的孩子基本上去郭庄小学、村子东头的孩子大多去贾庄小学的奇怪现象。我家在村子的中间位置，可是按村里的习惯属于村子的东半部分，再加上母亲的娘家在贾庄，所以我理所当然的就被送进了贾庄小学。

在开学的那天上午，林阳见到母亲领着我去学校报名，就跟着一起去了。母亲给我报过名，就和她认识的老师站在教室门口闲聊个没完，林阳便一个人跑到花园那边去了。那是一个很小的花园，一米来高的花墙围成了一个正八边形，花墙上砌着三四寸厚一尺多宽的土黄色的水泥台子，里面除了中间的一棵松树、十几丛围成一圈长得很像韭菜的麦冬，就只剩下了疯狂生长的杂草。林阳到了花园那里麻利的爬上爬下、悠闲的躺在水泥台子上面晒起了太阳，我看着觉得好玩也跑了过去，想爬上去像他一样躺在上面，可是尝试几次都爬不上去，最终只好作罢。当天下午，林阳的父亲给林阳也在贾庄小学报了名，从那以后林阳就和我一起上学、一起回家，成了我在学校里最亲密的一个玩伴。

贾庄小学总共有六个班，一个学前班，一到五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

学前班的时候是很轻松的，老师教的东西不多，基本上也不布置作业，差不多就是哄小孩子玩的，遇到刮风下雨的恶劣天气就直接放假，甚至冬天的天太冷都会不上课。有时候不上课老师却没有安排，我们跑去了教室的门没开只好站在外面等，别的老师看到就会直接把我们撵回家去。在那一年里我大概就只学会了几首儿歌，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我听到《学习**好榜样》里面的歌词“立场坚定斗志强”的时候感觉特别奇怪——我们班里有个学生叫杨志强，他是个左撇子，写字写的特别工整，老师经常夸他写字写得好——既然志强是好学生，那么为什么要“斗志强”？

等到进入了一年级，老师教的东西越来越多，开始布置很多课后作业，我太早上学的坏处就显现了出来，年龄小学不会，作业又不想写，在学校里的处境就变得越来越糟。那时候二妗子教我们数学，每次她检查作业我都会很不争气的哭着说作业本找不到了，然后她就拿一个新的作业本给我，可是下次再检查作业，我还是会很不争气的哭着说作业本不见了——连谎话都不会换一句。考试的时候，很多学生的数学都能考满分，到了期末他们把所有的试卷找出来炫耀，如果有谁有一次只考到九十九分，那他就铁定算不上是班里的前十名，可是我却连及格分都没有考过。

数学学的差语文当然也好不到哪去，更要命的是上早自习语文要背课文，背不出来放学后就会被锁在教室里面不让回家，所以我就想尽各种办法不去上早自习。当时我跟奶奶住在一起，她叫我起床上学我就起床躲起来，等她起床去做饭了，我就回到床上继续睡觉。后来让母亲发现了，我就挨了打，家里不能躲了，我便跟着林阳学会了逃学——林阳的学习比我好，可是也好不了多少。

第一次跟着林阳逃学是在深秋时节，他带我去了村子南面的那片柿子林里，那里垛着几个麦秸垛，我们拽了麦秸铺在一棵只剩下稀疏红叶的柿子树下，然后用麦秸围了一圈比我们还要高的墙躺在里面，可是两个人却都睡不着，等到听见南面的大路上有了吵闹声，看到有别的学生放学回来了，我们就把麦秸墙毁掉跑回了家里。逃过几次学没被发现我们的胆子就变得越来越大，有时候作业没写也不去学校了，可是逃学毕竟还是有些心虚，总是在学校附近转悠，看到有人来了也不管认不认识都会不自觉的躲起来不想被人看到。林阳的胆子要大一些，逃学的时候还有心思玩，喜欢在麦田里翻跟头打滚，我就没那么好的心理素质了，总是提心吊胆的害怕突然有人出来抓我们个现形。逃学的次数多了，我们的所作所为终究还是被家长知道了，林阳的父亲有没有打他我不知道，反正母亲是让我跪下打了我一顿狠的。我被打的实在急了就突然间站起来跑出了家里，看到母亲拿着棍子追出来就死命的往前跑，到了胡同口转身沿着公路往东，然后从村子南面兜了个圈子，跑到奶奶家昏暗的杂物棚里钻进几个斜立在墙上的木头桩子下面躲了起来。没过多久就听到母亲、奶奶和叔叔在外面不断的喊我的名字，我硬是忍住了没有答应，连哭都不敢哭出声音，直到天快黑的时候叔叔才找到杂物棚里，他从我面前走过并没有发现我，到里面看了看没有任何动静转身就要出去，可是却恰好踢到了我露在木头桩子缝隙中间的脚，于是一把抓住我说：“你咋躲这个了？”然后冲外面说：“娘！叫俺嫂子别找了，在这儿呢！”叔叔把我从杂物棚里拉出去以后，奶奶和母亲都进了院子，奶奶说：“你可别再打他了。”母亲只是哭着没有说话，从那以后也没有再逼我非要去上早自习。

第二年林阳升入了二年级，我却理所当然的留了级，在班里没有了相熟的学生，人就变得越来越孤僻不群了。学习上依然没有任何起色，好学生在学习新课的时候往往感觉像是在复习，可是我已经学过了一遍，上课却还是感觉是在学新课，而且还是学不会，就那么像第一年那样稀里糊涂的又混过去了一年。

本来我在一年级时的处境就已经够差了，可是没想到升入二年级之后日子却过得更加艰难，甚至可以说那是我迄今为止最刻骨铭心的一段惨痛经历。

二年级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姓迟的老头，他是那种对学生特别负责任的老师，可以说是不肯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于是他教我们的时候就在班里搞了一帮一活动，就是一个好学生负责帮助一个成绩差的学生学习，而我很自然的就成了其中的一个帮扶对象。负责帮我的是一个叫杨超的学生，无论他怎么教我都不见成效，小孩子哪会有什么耐心？于是就经常对我恶语相加：“这里写错了，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啊”、“还是做错，你就没长脑子吗”、“拿我的作业抄去吧，我看你是学不会了”、“抄都抄错，你怎么比猪还笨呢”、“哭什么哭，学不会还有脸哭了”。在如此热心的帮助下，我在学习上是没有什么进步，性格上倒是越来越不合群了。

第二年我再次留了级，从帮扶中解脱了出来，脑子突然间就开了窍，虽然学习成绩仍旧算不上很好，但是考试的时候考个六七十分已经没什么问题了，甚至数学还在班里考过第一名，可惜的是，那次的考试成绩并没有让我高兴太久。

那次考试的试卷是迟老师自己出的一套试题，可能是试题出的有点偏门，许多好学生都只考了六七十分，甚至还有人没考及格，然而我的成绩偏偏没有下降，还比平时考试的分数要高一些考了八十三分，这样的结果有些人就有点接受不了了。

我拿到试卷还没有平复内心的激动，就听到一个成绩向来很好的女生对她同桌说：“他还没我学习好呢，居然考了第一名，肯定是抄的！”如果时光可以逆转回到当初的话，我真想问问她究竟有没有长脑子：试题是老师出的我没有答案，而我又考了第一名，我到底是怎么抄的？然而当时我听到那话却是内心非常惶恐，仿佛自己真就是抄出来的成绩被人发现了一样，原因仅仅只是她是个好学生而我不是。

学习成绩的好转并没有给我的性格带来正面影响，我似乎已经习惯了独来独往的生活，倒不是我喜欢把自己封闭在孤独的世界里，而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同别人正常交往。

在学校里没有朋友，回到家里也是茕茕孑立，落落寡欢，极少出去找别人玩，事实上也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起初母亲还总是调笑我说如果我是个女孩子就好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肯定是个大家闺秀，后来对我自闭般的行为有了更多的认识，就开始了不断的数落我：“你说你整天闷在家里不出去也就罢了，那见到人就不会打声招呼吗？栋梁他娘你是叫姥的就不知道吗？你小时候她家里开着小卖部，每次你去了她都拿东西给你吃，看到你叫着你你应都不应一声就走了。”我每次听到这些话都是沉默以对，说我见到人不会打招呼这我承认，至于说栋梁他娘叫我我没应声，我实在一点印象都没有，也不知道是我彻底忘记了还是当时没听到她叫我，不过我想应该是我没听到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因为我就算再不喜欢说话，认识的人主动跟我说话，我还不至于一声不吭的走掉。

等到长大以后，母亲提起我乖张孤僻的性格曾经说过：“你这孩子跟谁都玩不到一起，是不是不相信别人呀？”我觉得她这话实在是说到正点子上了，我的确很难对别人产生信任，只是不知道她有没有想过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而且她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之所以变得很难相信别人，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责任都在她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