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建群像》：自序

自序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分配到电建工作，一直到二十年后离开，期间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物，尤其是那二十年火热的青春，就是与这些人一起度过的。

诸多恩与怨，诸多留恋，在那些年里，他们就是我的家人。

龚铁蛋

“铁蛋”是他的外号，他的本名是“铁龙”。

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在基建单位，外号是很普遍的。很多外号起得名如其人，很多相熟的人，当别人说到他人本名的时候会一时懵圈，只有提起外号，才猛地一拍脑袋，“哦——”的一声，“原来你说他呀！”

裹一件全身开花的草绿色军用小棉袄，扣子可能掉光了，用一根八号铅丝在腰腹间一缠，吆五喝六地走在上班的人群中煞是拉风。有时干脆系根草绳，可能是为了解的时候方便些吧。这就是龚铁龙——由于我本人是技术员，虽然与大家年龄相仿，一般时还是以本名相称，只是这种叫法也蕴含着人际关系中的生分。

后来的人们可能想象不到，这种形象在当时就是电建的正规军——当然故意地在身上开出那么多棉花和绑铁丝、系麻绳可能还算个小发明，不过脏和破并不出圈，那时候大家还不懂得以光鲜的形象将自己与农民工区分开来，以示一种“身份”。

一九七一年生人——后来我知道他与我同龄，技校毕业后分配到本系统企业工作，二十出头的铁龙本是城市的身份。那个年代农业户口是不能上技校的。

体魄健壮自不必说，棱角分明的脸上五官端正到精致的程度，浓眉大眼的形像用现在的词来形容的话绝对是很man的。

第一次真正接触龚铁龙是与他一起穿铜管。

那时候在电建里穿铜管是一项出名的强体力劳动。所谓铜管，指的是汽轮机凝汽器的冷却水管。大型的汽轮机组的凝汽器由于体积、重量太大，无法在厂家直接整装，要在施工现场组装壳体和内部结构后再将冷却水管穿装、胀接在管板上。冷却水管并不重，比单杠的横杆还要细些，壁厚还要薄得多，关键是穿入管板（两端各一道）和隔板（中间共七道）的时候会有阻力，加之冷却水管的数量是几万根。当时的机组是五十万千瓦，是从前苏联进口的，当时是华北地区最大型的机组。后来我们发现，这台机组比后来的六十万千瓦的机组在体积上要大得多，难怪人家说苏联的东西是傻、大、笨、粗。

穿铜管的时候，项目处的管理干部来支援的有五六十人，加上专业工地的施工人员和管理人员，一共超过一百人。穿铜管的人分成四组，最轻松的是每层管（隔）板间放置的一个负责对管孔的人。外面的人沿着11米多长的铜管站着，最初时是全员住里使劲推铜管，穿进去几米后，后面的人就够不到了，随着一层层管（隔）板阻力的增加，能用上力的人却越来越少。大概有百分之四五十的铜管能够最终用手推进去，其他的到最后一段长度时就要用木锤砸了。用锤砸是因为再怎么大家喊着号子用力推也推不动了，而且这都是在最后一段不超过一米长的时候，否则，只能拉出去检查，再重新穿装。

每组穿铜管的第一个人，也就是最靠近凝汽器的人要带头喊口号，从每根管子的开始到结束始终不能放松，还要负责端正有力的将管子砸进去那最后一段——用力稍有偏差就将管子敲坏了，那可是据说一根一百多美元的管子呀，我一月的基本工资是52元人民币。而多数时候，第一根管子还没装完，后面的人已将第二根管子抬到了打头人的手边。

相对而站，我和龚铁龙分别是第一和第二组的第一人。这是当时被人称为有驴的体力的两个人，那种竞赛的场面热火朝天。

“妈了X的，干你妈什么呢？”当容器里的女干部引导错了管孔，需要将一根甚至多根管子抽出来重新穿的时候，我和龚铁龙的嘶吼声会响彻全场。当然，我们是各喊各的，并不在同时发声。如果在平时，年青的我们可能会不好意思专注地直视那些同样年轻的女子，但在体力大幅消耗的时候，为了她们轻松抬手间就可完成的工作中出现的大意，我们为自己和整组人的工作的前功尽弃大声责骂。

每天工作的一开始，工装就在很短时间内湿透了，然后就是将管子上的尘污不经意地擦在上面，之后衣服就有一大片面积黑得发亮。

穿管吃力的真实原因是管、隔板的孔安装精度不足，管子在各级管孔间是相互较着劲的，这是我后来想清的事了，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管子没烂就使劲往里穿。

记得第一天，我这一侧穿了一百五十几根，他那一侧也差不多，当时的总数记得是五万多根。后来多的时候一天一组人能穿两千多根。没什么经验，也没人偷懒——至少当时从我的眼里看到的是这样，真正的原因就是开始时是穿装角落位置，管、隔板组装的精度最低，错位造成管子在管孔中的阻力大非常大。

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好几个人都在路边的小店里买了奶砖，边走边吃，那叫一个爽。

到了宿舍门前，也不开门，直接往水泥散水上一坐，双腿直直地贴在地面上伸开，脊背往红砖墙上一靠，任六月的阳光暴晒在身上，舒服。

全然没有了之前呼喝的劲头，那是一种骨软筋酥的舒适感。远外看去，一排十户的临建房前坐了整排、整排的肮脏得难以区分的人们。他们靠在窗台下的头上还戴着各色的安全帽，以减轻脑袋顶在墙上硌疼的感觉。

饭已全无胃口，奶砖可以再来两块。

下午，龚铁龙我们几个人都“窜稀”了，但不耽误干活，大概水分主要是以出汗的形式排出了，已没什么可窜的。

龚铁龙的声音很洪亮，标准的普通话，底气充沛的那种。他的个头一米七多不了多少，肩明显的比其他人要宽，皮肤不说细腻但绝不粗糙。

第二天，他的嗓子哑了。嘶吼依旧，只是变成了破锣的声音。再之后，气流从他的嗓子里出来好像吹在了破布上，能听到的已主要是气流的声音，那种声音在空气中传不了多远。

第三天还是第四天，班长让别人替换了他的位置，让他去干一些协调类的辅助活儿去了。换上来的人也属生猛类型的，不过我与龚铁龙的唯一一场对手戏结束了。

一直到他离开电建，也就在一两年后，我们没再有直接的工作配合，尽管他是汽机工地附机班的一个组长，手下有十几个人，而我是附件专业的技术员，但能够记起的一起的工作只有那一次。

后来听他的技校同学说起他的趣事，说有一次几个同学比赛轮大锤，他一次抡了一千下，以远超别人的成绩夺冠。然后第二天起不来床了，在宿舍躺了一礼拜。老师找到宿舍指着鼻子把他骂了一通。

他们组里的人聊起他来时说：“龚铁蛋干活儿那叫一个生猛。有一次他一个人扛起一个530（直径五百三十毫米，后来我查了一下，重量是七十八公斤）的大弯头，保持半蹲的姿式，让老哈在上面赶紧点焊。这边哈拉皮（老哈的外号，因他人长的老气，脸上肉皮松皱，也是干活生猛一类。）手忙脚乱地调整位置、间隙，要求着龚铁蛋高一点儿、低一点儿、左一点儿、右一点儿。底下龚铁蛋嫌他慢，自己感觉顶不住了，不断地骂着哈拉皮的八辈祖宗。要知道那么大的弯头，扛在一个人的肩上，还要摆平、放稳，保证达到与管道的接口四周间隙均匀。这种活儿平时都是要用倒链挂着后再由两个人调整一个人点焊，现在这俩货自己就办了，真他妈牛X。后来把龚铁蛋那孙子给累得呀……”

据说还有一次，他要焊一个短螺栓，手头没有手套、钳子等工具，他犹豫了一下，干脆用左手手指捏着螺栓用右手施焊。等焊完再一看，左手的二个手指已经烫糊了。

我曾见他坐班车回家的时候，人群中，那一身西服绝对笔挺。尽管大家都换上了“逛服”（电建人管回家穿的衣服叫“逛服”），他的人与衣服依然显得那么鲜亮。

记得有一次他闲聊时说在家里没啥好吃的，于是自己去买一瓶“金针菇”罐头，再加点肉丝一炒，他口头“啧，啧”地描述着自己的手艺。我当时想：自己一个几十元的工资，够买几瓶罐头呢？

听说他离开电建后自己单干了，就是做生意了，希望他顺利。那时我们都是二十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