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家儿郎冠军侯：霍去病》：前言

前言

霍去病是华夏兵家的杰出代表，然而这样一个不凡的人物，史书上的记载却又非常简略，可能正是因为复原那段历史有难度，所以专门写他的历史小说并不太多。笔者自幼就喜爱这个英雄人物，夙愿就是让更多的人能深入理解这位华夏兵家，本书从酝酿到写作历时十余年，总的来说是在以下四个方面花费了比较多的力气。

（一）军事问题

写霍去病，军事肯定是第一个难点，他究竟是怎么打仗的？为什么他能够取得那么辉煌的胜利？《史记》中对此几乎没有记载，而《汉书》中的这一段又几乎是照抄《史记》的，所以军事部分是花力气最多的部分。

霍去病创建的阵法名叫“车悬阵”，但历史上仅存其名。一般见到“车”字，自然都知道指的是战车，但是不太容易想到的是，“车”字还有一个古老的意思，那就是旋转。此外，皋兰山下的古战场，至今仍叫“锯条山”，“旋转”和“锯条”合在一起，有了“旋刀”这个名字。见过车床的读者可以回忆一下车床，见过油锯的可以回忆一下油锯，就可以理解旋刀冲锋的厉害之处了。

旋刀纵队的两大法宝，第一个正是“用旋转来保证速度”，第二个则是“旋刀队列很薄，故两侧敌人均无法向我放箭，而我可以向他们放箭”。《史记》中记载霍去病“所将常选，然亦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说明他们是深入敌阵的搅杀，而且他本人与一些“壮骑”是身处刀尖部位的。

《史记》中记载了漠北之战有武刚车，但只说了卫青是用连环阵，但霍去病的阵法就没有描述了。挖掘这个“悬”字，最后本书取了悬停之意，也就是以战车为节点，疏而不失地网住整个战场，因为这是全攻全守的打法，有鲜明的霍氏风格。

至于河西之战有没有用战车，《史记》里没有提到用战车，笔者也认为应该是没有用。首先车悬阵也需要一个发展成熟的过程，其次河西第二战明确记载了是在祁连山里打的，车战并不适合山区的地形，所以本书中写河西两战，只用了旋刀纵队。

其实这个纵队的“纵”字，还是从《史记》中找到的。所以有时候司马迁真是让人没法说，你说他完全没记载吧，他实际上也记了点，但就是惜墨如金，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去推敲。而且对于霍去病的作战，他都是直接引述天子诏书，报一下人名地名和数字而已，读起来完全是一副“反正是天子这么说啊，其他的我就呵呵了”的口气。引诏书就引诏书吧，还偏偏把诏书里最关键的一句话给省去了——那句话正是汉武帝对霍去病的评价，“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意思是“能宽大降服者，功成而知止”，如果不是班固在《汉书》中又把这句话给记上了，后人都不知道霍去病得到过这么高的评价。

所以若要评价司马迁笔下的霍去病写得怎么样，我只能说，似乎司马迁是煞费苦心、处心积虑地不好好写呢。由此也可以看出，卫霍当时并不怎么见容于官僚世家集团，司马迁也对卫霍有一定的偏见，这个题目已经有很多人论述过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当然还是要感谢太史公的，毕竟人家还是写了，人家要是不写，我也不能把人家找出来扁一顿。我把《史记》中的卫霍列传附录于书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关于战争的地点和路线，笔者先后五次实地考察，也参考了很多考据资料和研究文献，得到了很多当地人的指点，虽然只是本小说，但也尽量争取自圆其说吧！书中附有三份简要的地图，分别是河西第一战、河西第二战、漠北之战的路线示意图，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看。

军事这一部分，必须要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我自己的军事知识是很有限的。

（二）思想境界的揣摩

揣摩霍去病的思想境界，是本书花费力气第二多的地方。霍去病是华夏兵家的代表人物，他是在华夏文化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所以，必须站在华夏文化和道统的角度来揣摩他的思想境界。

首先必须强调他许身于国、许身于使命的赤子之心，然后，以武止戈、协和万邦，正是历代华夏兵家的共同理想，并不是单纯的追求武功，更不可能为杀而杀。除此之外，他对人生中各种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也是要从当时的文化角度去揣摩的。

为了从道统的角度把这些思想讲清楚，笔者决定借助于《易经》，因为《易经》是华夏的群经之首，是华夏文化的元典，是诸子百家（当然也包括兵家）的活水源头。

所以结合故事情节，本书中一共谈到了六十四卦中的八个卦，其中六个是三对覆卦。“师”与“比”这一对覆卦，是讲用兵打仗与协和万邦的对立统一关系，以便于读者理解华夏兵家的境界。“咸”与“恒”这一对覆卦，是讲恋爱与结婚的关系，以便于读者理解古人对爱情和婚姻的看法。“渐”与“归妹”这一对覆卦，则是为了说明正室与侧室的问题，因为这种情节，如果不把问题从原理上讲透彻的话，写起来就容易流于低俗了。此外还提到了“蒙”卦和“萃”卦。

（三）关键情节，为何杀人

众所周知只要写霍去病，绕不过去的一个点就是他杀了李敢。杀人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认为此事绝不简单，而是一个重大关节。李敢击伤了卫青，霍去病第一时间不可能不知情，气头上他并没有出手，就说明不需要他出手。而到元狩五年的甘泉宫春猎时，已经又过了一段时间，已经不在气头上了。若说他是处心积虑地设计好了在那会儿下手，我个人是完全不信的，李敢曾是他的手下，他们曾在漠北共同出生入死，试问他下得了手吗？我认为，他只能是在情绪激动以及无可选择的状态下、为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才不得不出手的，而且这是一次风险非常高的仓促出手。

这时候我就注意到李敢的叔父，丞相李蔡的死正好就是在三月，时间点上吻合于春猎，而且他是被汉武帝以一个非常牵强的罪名“侵占陵园土地”逼得自杀的，这个罪名不是很大，《汉书》中说这会“下狱”，而他却自杀了，也就是说其实是汉武帝起了要他死的心，他也就只能死了。

何况，司马迁在《史记》里明确地说了李蔡的人品差，原文是“蔡为人在下中”。司马迁和李家的关系众所周知，就连他受腐刑也是为了帮李陵说话，所以司马迁若说李蔡人品差，那肯定是真的差了。但司马迁又没写任何事情来证明其人品差。若李蔡是弄权枉法、贪污腐败，他完全可以记录，之所以不记，说不定李蔡做的正是一件不能记录的、隐秘不宣的事情，在这件事败露后，李蔡被汉武帝迅速找借口除掉。而他的侄子李敢，则很可能是这个事件的牺牲品，李敢的死正是这件事情的转折点。

那么这件事情究竟应该是什么？我觉得应该与夺嫡有关，因为，除非是太子受到直接的威胁，霍去病为了任何别的理由，都犯不上直接出手去杀李敢，何况还是风险如此之高的仓促出手。

而《史记》里的三个“不写”，则构成了我的“证据链”。首先《史记》没有写李蔡到底是做了什么才得到如此差评。其次《史记》没有写李蔡之死的时间，要看《汉书》你才知道原来是“李敢死后一个月”如此敏感的一个时间点。第三司马迁记载汉景帝的十四个儿子时，都记下了他们的母亲是谁，包括位分较低称“姬”的，但是写到汉武帝这里，却提都没提皇三子和皇四子的母亲是谁，直到《汉书》，班固才记录了他们的生母是李姬。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史书里不写什么，往往比写什么更耐人寻味。这三条很像是司马迁故意不写的，说明其中可能有隐情。在跟李家有关的事情上，太史公多少有点特殊对待，这也是很多人都有的看法。所以，这个李姬很可能来自陇西李氏，而李蔡集团暗中有夺嫡的动作，最后因李敢被拔掉而阴谋破灭，李蔡迅速被汉武帝除掉，之后知情人也就缄默不言了。

以上是把我的推想过程交待给大家，至于读者能不能够接受，那肯定是因人而异了。霍去病扶保太子的态度是史有明载的，他带头请立三位皇子为王的奏疏就载于《史记》，不难看出，在阴谋者谋夺东宫的计划已经破灭之后，太子一方以这一手作为收尾是非常漂亮的，也非常符合霍去病不留后患的战场风格。

还有，除了《史记》里明确说了人品不行的李蔡，其他有名有姓的我没有写第二个坏人。因为我从史书里没有找到他是坏人的证据，我觉得自己不能硬把人家写坏。当然写小说也可以虚构一个坏人来推动情节发展，可是我想，只要情节的逻辑能够自洽，也不是非得有这么一个角色不可的。

（四）素材选择

本书在材料选择上的原则是：《史记》和《汉书》是不敢违背的；《史记》与《汉书》之间若有差异的，以有利于卫霍为准；《资治通鉴》及其他史书中若有与前两者相冲突的地方，均以前两者为准；史书以外的其他材料选择，以有助于把故事讲圆为准。

关于《史记》和《汉书》的不同之处，在汉武帝这一朝，还是值得好好分析一下的。因为司马迁是这一朝的当事人之一，有他的局限性，比如他笔下的汉武帝，神神道道、不务正业，与班固写的汉武帝完全就是两个人！而卫霍的传记，《汉书》基本是照抄《史记》的，在这种大前提下，凡是二者有不同之处，正说明这是班固认为必须要改、不改不行的！而且仔细考察这些差异，《汉书》的说法都对卫霍更有利，所以本书在两者不一致的时候都取《汉书》，书末也专门附录了这些不同之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史书以外的材料选择，比如倒看北斗、酒泉御酒、柏梁联诗、神君现形、琴歌、霍去病名字来历，历来都有人说只是传说而已，我觉得作为小说，作者可以自由选择用还是不用。举个例子，柏梁台联诗，一般说法是柏梁台落成的时候霍去病已经去世，所以他不可能参加那次联诗，但是这种说法无法解释诗里面的“大司马”是谁，明明是一人一句诗，难道让卫青一个人联两句吗，根本不合理啊。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关于柏梁台位置的研究文章，其中提到了柏梁台就位于昆明池边，是在开凿昆明池的时候堆土而成的。我觉得这个讲法很有说服力，确实完全可以先堆山，再慢慢地盖上面的建筑（即那些著名的承露金人之类）。史有明载，昆明池是在元狩四年挖好的，那么土山应该也是那时候堆起来的，所以我就这么写了。其实，柏梁联诗的每一句，细品也都很有味，的确都扣着每个人的身份，从中能揣摩出不少东西，这也不像是伪作能有的高度。

再举个例子，封狼居胥之后的《琴歌》也有说是后人托名伪作，不是霍去病写的，但是我细品这诗的每一句，不折不扣是华夏兵家的情怀，伪作能有这个高度吗？还有人认为霍去病不见得有这个文采，我的想法是正好相反，霍去病太可能有这个文采了，因为华夏兵家历来强调的就是文武双全，《吴子兵法》论将，上来就说：“总文武者，军之将也”，从写兵法的孙武、吴起、尉缭、李靖，再到留下著名诗词的辛弃疾、岳飞、戚继光，华夏历代兵家有文采的多得是！再说《琴歌》其实也不是有多好的文采，受过《诗经》熏陶的西汉文化人，写出那样的辞句很正常，何况是接受过贵族教育的霍去病。

以上主要是向各位读者汇报一下我写本书时的一些想法。欢迎您的批评指正，非常感谢！

觉明堂主

1、票姚的意思就是快

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的夏天，正值正午时分，阴山北面的漠南草原上，起伏的丘陵渐趋平缓，两列丘陵之间的山谷出口之处，转出来一队汉军骑兵的身影。

马蹄响处，从山坡上飞驰而下的是一个斥候（注：哨探），他向票姚校尉霍去病报告道，前方仍然没有发现匈奴人的聚居之处。

从凌晨到现在，这队人马已经向东北方向奔驰了二百里，然而并没有找到敌人。跟在票姚校尉身后的赵破奴，不由得在心里嘀咕道：“已经深入敌境二百里了，是要就此折返吗？”

像是正好要回答他的疑问，只听霍去病说道：“二百里，还是离大营太近了，谁都可能过来搜索，换了你是匈奴人，会在这里待着吗？继续走！”

到了当天下午，斥候再次来报，前方出现了一个大湖，方圆至少一二百里。

霍去病命令他的八百人马原地休息，自己则驰马跟着斥候上到高坡之上，瞭望了一会儿，下山命令道：“向东北方向绕湖。”

一时之间，气氛有些沉重，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绕湖意味着什么，大营在西南，湖在东北，一旦在湖的另一面被堵住，想往回跑都没有一条直路了。霍去病看了看部属们的神色，知道此时必须解释几句了，便道：“既然有这个大湖，必有河流注入，河边必有匈奴聚落，既然湖南岸没有发现，多半是在北岸。他们以为没有人敢绕湖过来！问题是，我们偏偏就敢。走吧！”

解释到这里已经够了，当然还可以有更详细的解释，比如这里的冬季很冷，而湖面是这一带的最低点，所以对于西北风来说，湖北面是下坡，也就是背风面，会暖和一些，山南水北为阳，道理正在于此，换了自己也会住在湖的北边......然而，行军途中他没有必要说得这么详细。

果然绕湖不久，附近就出现了一个匈奴聚落，大约有十几座毡房。

“拔下来！我们需要弄明白这是谁的人。”

小聚落被干净利索地解决了。赵破奴自小在匈奴待过，懂得匈奴话，审问了一阵子，过来报告说：“他们说自己是单于的叔祖父籍若侯产的部属，王帐驻地还在北边。”

霍去病压制着心中的兴奋，几乎是立刻就做出了决定，“好，那我们就去找这个籍若侯产。”

八百骑再次准备上马，有人指着地上的老幼妇孺问道：“这些人留不留？留着的话，只怕会去通风报信。”

霍去病看了一眼，“把他们的马都牵上带走。人捆好留在原地，找个半大孩子带上，四十里地外再放了他。”

四十里地，就意味着这个孩子需要两个时辰才能步行回来，等到他赶回来给族人解缚，再怎么报信都来不及了，何况他们还没有马。赵破奴心下暗暗点头，本来挺棘手的问题，在票姚校尉这里解决得却很轻巧。

暮色四合之时，又一个斥候来报，这次发现了一个规模较大的聚落，约有百多顶毡房，估计有几百到一千人。赵破奴看了一眼自己的上司，心里想道：“我们只有八百骑，这已经是很大的一块肉了！不知道是不是籍若侯产，不过应该下令打了吧？”

霍去病却没有立刻说话，而是再次催马登上附近的高坡，向着匈奴聚落的方向眺望，只见前面一带草场上，分布着上百座白色的毡房，附近牛羊甚多，马匹却不太多。此刻他已经看明白了，“这不是籍若侯产！因为马匹太少了！应该是壮年男性大多都集结出去了。他们去哪里集结，哪里才是籍若侯产的位置！而且，这一带的草也不够好，不像是重要人物自家的牧场。”

片刻后他拨马驰回，向下属宣布了绕道的指令，立刻就听到了不同的意见，“可是，这个营地我们完全能够打下来！”

这个说法正在霍去病的意料之内，因此他只是淡淡地反问道：“现在马上就要天黑，如果打的话，能不能保证一个都不漏网？”

答案显然是不能。“如果不能，那就容易打草惊蛇。派几个斥候悄悄地去捉个舌头，其余的人绕过去，都小心一点！”

得到“捉舌头”的命令之后，几名斥候利索地取出匈奴衣服换上，然后催马向营地方向驰去，而其余的八百骑则小心翼翼地远远绕了过去。“舌头”很快就捉到了，根据审问的结果，八百骑沿着河流向上游继续寻找。

一路奔驰在马上，霍去病的心里很清楚，“要找籍若侯产，就必须在今夜找到。这一带匈奴人分布得密，地势又平，一旦天亮，我们的行踪就掩不住了。”

与此同时，跟在他身后的赵破奴，心中却一直萦绕着另外一个问题，“刚才那个营地，换作自己会不会打？换作别的将领会不会打……”

经过半夜的寻找，他们终于确定了籍若侯产的位置。是夜月光明亮，汉军在低矮的山头上，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这处营地的大体模样。这是一处规模可观的营地，坐落在一片肥美的草场之上，草场的三面被微微起伏的丘陵环绕，聚集着四五百座白色的毡房。引人注目的是，正中间有一座毡房非常高大宽敞，其周围的几座毡房，看起来也颇为讲究，而且这个营地的马匹非常多，大部分毡房前都拴着好几匹马，不用说，这里肯定集结着匈奴人的精壮力量。

霍去病专注地观察了一会儿，感觉已经考虑停当，一转头看到身边的赵破奴神色略显紧张，便顺口问了他一句，“你知道该怎么打吗？”

“该怎么打？”自从看到这个营地，赵破奴也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敌人显然是数倍于我方，虽然可以攻其不备，但却是以小击大，能确保打下来吗？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他到现在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思路。

“现在是我在马上、敌在马下，相当于我为骑兵、敌为步兵。”霍去病用简洁明了的一句话指出了关键点，“骑兵打步兵，会打了吗？”

赵破奴顿时心有所悟，默默地点了点头。霍去病没有再说话，他转眼望向黑暗中安静的营寨，心头蓦然泛起无数惨酷的场景，骑兵打步兵，多少年来，匈奴犯边，打我们汉人不都是这么打的吗？

收摄住自己的心神，他又认真地观察了一会儿，就把主要下属叫到身边，开始了具体的安排：

“第一，赵破奴，你领二百人，带上火把，凡是旁边有马拴着的毡房，见了就烧。男人出来直接砍倒，不能给他上马的机会！记住，放了火一定要先把他们的拴马绳砍断，把马惊走。妇孺和老人不要砍，门前没有拴马的毡房，先不用管。”

“第二，高不识、仆多，你们各领二百人，从两侧包抄过去，在外围拉成圈，匈奴人只要有上了马的，不管是往外跑的还是往里跑的，直接放箭射下来。”

“第三，我带二百人，直接冲进去包围中间那几座毡房，不管此处的首领是谁，先控制起来再说。”

说完了这些，他又专门强调了一句，“记住，所有人一定不要下马，保持足够的速度！”

待众人都听明白，霍去病知道接下来该安排大家休息一下了。这一路上他们的休息时间都很短，但发现目标之后的这次休息还是必要的，毕竟进攻即将发起了，人和马都需要填饱肚子、恢复一下体力，于是他发出了下一道命令，“现在喂粟。”

此令一出，每匹战马的嘴上都被套上了一个装有粟米的袋子，战马们立刻大口大口地嚼吃了起来。

所谓粟米，就是带壳的小米。与其他骑兵不同，他们这一队骑兵，自从十天前得知自己有可能单独出战之后，就开始给马匹喂以粟米了，而且这趟奔袭出发时，又特意为每匹马携带了一百斤粟米。（注：汉制一斤相当于现在的半斤左右）

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不到一天半的时间里跑到这里，这些粟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战马只靠吃草，在吃草上花的时间就太长了，他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何况有些地段也根本就没有什么草。再者，靠吃草喂饱的马，腹部过于沉重，也就是俗称的“草包肚”，并不适合立刻奔跑，更不适合冲锋。而喂粟就不同了，粟米有助马力，出发前喂了十天粟米，一匹匹战马都是毛光锃亮、四蹄躁动。这一路上持续喂粟，马匹很快就能吃饱，很快就能恢复体能，而且可以长途奔跑。

如果不靠持续喂粟，却还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跑这么远，就只能靠每人多带一匹随马替换着跑了，而昨天凌晨出发之时，他们却仅仅带了很少的随马，因为如果多带的话，别人就会猜到他们的意图是要长途奔袭，而这个意图，大将军是很有可能不会同意的。

年仅十七岁的霍去病，这已经是第二次上战场了，第一次是在两个月前的今年春天。这两战汉军都是从定襄郡出塞（即从今内蒙的和林格尔县向北出大青山），主动出击匈奴，不过在春季的那次战役中，大将军卫青，也就是霍去病的舅父，并没有让他单独出战，因此，现在才是他第一次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思路来作战。

当卫青命令霍去病去独立寻找战机的时候，他恐怕不会想到这个外甥一找就到了五六百里之外，然而，霍去病自己从携粟出发的那一刻，心里就已经想得很清楚了，“绕到匈奴人的背后，用最快的速度，出现在他们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别忘了，票姚的意思就是快！”（注：汉代的一里相当于416米，与今日一里的差别不是太大，而且这是一个太常出现的字，为了避免读者每次都要换算，本书中就不再注明了，至于“斤”“丈”等出现比较少而且与当代差异较大的单位，则仍加以注明。此外本书中的岁数，均用的是周岁而不是虚岁。）